罗马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设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昔日王宫里。历代国王在这里一直住到1947年底，一年后，王宫改作艺术博物馆。1989年12月，这座建筑陷入交火，外墙上至今留着弹痕。
宫里的作品，来到这里的路也各不相同。有的是从教堂墙上揭下来的，有的是国王买来的，有的是按遗嘱捐赠的，还有的是在地震或革命之后抢救出来的。我们挑出这十五件，是因为每一件都能追溯到它命运转折的那一刻。
我们从一幅1437年的殓布讲起，最后讲到一座圣幛，它在1977年地震之后被人从修道院教堂里运了出来。
01. 从教堂到博物馆
1. 西鲁安住持的殓布，尼亚姆茨修道院，1437年
每逢耶稣受难日，东正教会都要把殓布从祭坛里请出来，放在教堂正中的桌子上。殓布是一块织物，上面绣着躺在墓中的基督。这一幅是摩尔达维亚的尼亚姆茨修道院住持西鲁安在1437年献给本院的。献礼人的名字绣在铭文里，铭文沿着镶边绕了整整一圈。博物馆的标签上写的是“西尔万”，学术文献里通行的是“西鲁安”。
殓布是尼亚姆茨的修士们在修道院自己的作坊里绣成的。他们仿照的是另一幅殓布，那是摩尔达维亚都主教马卡里耶在1428年订制的，很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堡绣成。1686年，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的士兵把那幅殓布带到了波兰，它后来存放在利沃夫的一家博物馆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落不明。西鲁安的这一幅，至今仍是存世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摩尔达维亚殓布。
基督躺在一块红色石板上，身体横贯整幅织物，这块石板被称为“以弗所石”。他双目紧闭，两臂交叉。圣母在他头边深深俯下身，脸几乎贴到他的脸上。他脚边站着一个女人，双手举到头上，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正在撕扯自己的头发。这个位置上通常是使徒约翰，尼亚姆茨的作坊却在这里安排了一位携香膏的妇女。遗体上方，两位天使举着礼仪扇，也就是装在长柄上、呈星形的礼仪用扇。下方还有三位天使俯着身子，中间一位用手托着脸颊。主要轮廓用细小的珍珠勾出，深色底子上散布着带十字的玫瑰花饰，四角绣着四位福音书作者的象征。
这幅殓布比一个人还长，因为基督是按全身绣上去的，用的时候要整幅铺在桌上。它是怎样从尼亚姆茨来到布加勒斯特的，研究者没有找到任何文献。2024年，化学家在分析它的染料时，在红色丝线里检出了胭脂红酸。美洲胭脂虫是在1437年以后才传入欧洲的，所以这里的红色出自亚美尼亚胭脂虫或波兰胭脂虫。
2. 卡夫坦长袍，瓦拉几亚，意大利天鹅绒，约1480年至1490年
约1490年，来自瓦拉几亚西部奥尔特尼亚地区的波雅尔贵族克拉约韦什蒂兄弟创建了比斯特里察修道院，并送给修道院一件贵重的卡夫坦长袍。据博物馆介绍，这样一件衣服的价钱，抵得上一处几十公顷的庄园。当时的贵族常把礼服献给教会，教会再用它们缝制法衣和圣器罩布。这件长袍同样被拆开，布片拼缝成了一块墓罩，在博物馆的藏品登记里，它一直被记作墓罩。修复师检查时发现，这些布片原本是按长袍裁剪的，博物馆于是把它恢复成了一件衣服。
面料织于意大利，可能出自米兰。深紫红色的天鹅绒上排列着大朵金色圆形纹样，四周围着一圈云朵般的叶瓣形边框。纹样是和天鹅绒一起织出来的，所以金线圈高出绒面，像浮雕一样凸起。胸前横着七道绿色横条，每一道都用一簇小小的镀金纽扣扣住。在袖子上和身体两侧，接缝把圆形纹样从中间切开，因为布料是按身材裁剪的。
3. 特尔戈维什泰的多布罗米尔《罗克珊达公主》，不晚于1526年
一大幅捐建者群像，如今只剩下罗克珊达一人。她捧着一座白色的教堂模型，壁画参差不齐的左缘正好从教堂中间穿过。她的丈夫拉杜原本在另一侧托着模型，已经随着那一块墙壁一起消失了。她头戴高高的金冠，冠上镶着红宝石、蓝宝石和珍珠，两颊旁垂着长长的坠饰，身穿细褶红裙，外披带黑色花纹的金色锦缎斗篷。
罗克珊达是瓦拉几亚大公内亚戈耶·巴萨拉布的女儿，阿尔杰什河畔库尔泰亚修道院的教堂就是她父亲修建的。教堂壁画在她父亲在位时开始绘制，1526年在她丈夫阿富马齐的拉杜大公任内完成。画师特尔戈维什泰的多布罗米尔把这对夫妇一起画在西墙上，作为捐建者，共同托着教堂的模型。
这道断口是有来由的。罗马尼亚当局请法国建筑师安德烈·勒孔特·杜努伊来修复这座教堂，工程从1875年持续到1886年。当局想用新的油画取代旧壁画，1882年，勒孔特·杜努伊下令从墙上揭下35块壁画残片，它们当时已被烛烟熏黑。据不同的估算，原有壁画保存下来的只有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这些残片被送往布加勒斯特的古物博物馆，其中大部分后来转入了艺术博物馆。
从1888年起，一批年轻的罗马尼亚建筑师，其中包括扬·明库，指责勒孔特·杜努伊毁掉了民族遗产。官方调查没有处罚任何人，不过这场争论成了罗马尼亚在1892年成立历史古迹委员会的原因之一。35块残片中，29块藏于国家艺术博物馆，两块在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四块在阿尔杰什总主教区。
4. 帕尔武·穆图《自画像》，博尔德什蒂教堂壁画残片，1699年
1699年，帕尔武·穆图为博尔德什蒂隐修院的教堂绘制壁画，这里靠近当时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边界，他把自己也画在了墙上。教堂由波雅尔默讷伊勒修建，他是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大公手下的军官，属于坎塔库济诺家族的圈子，而穆图正是坎塔库济诺家族最器重的画师。画中的穆图身穿一件钉着小纽扣的紫粉色长卡夫坦，外披橄榄绿斗篷，高举的右手握着画笔，左手在腰间托着一个小小的圆形颜料盛器，文献里称之为贝壳。他肩后站着徒弟拉杜，穿一身朴素的灰蓝色衣服，把一把浅色的尖头抹子抱在胸前，那是用来抹平灰泥的工具。
穆图穿的是俗人的衣服，一身波雅尔装束。在后拜占庭传统中，教堂画师长期不留姓名，像这样的自画像出现在17世纪末，那时行会已经壮大，手艺开始给匠师带来社会地位。穆图在别的教堂里也画过自画像，这一幅被认为是其中最出色的。
长袍、赭色背景和徒弟的衣服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字母和记号。1911年以后，这座教堂被废弃，门户洞开，来访的人就在墙上乱刻。20世纪中叶，文化部派来的一个工作组把这幅自画像连同同一座教堂里的壁画《圣母安息》一起从墙上揭下，两幅壁画都进了博物馆。穆图还为科特罗切尼修道院的教堂画过捐建者肖像，这座教堂我们在最后还会讲到。
后来穆图出家为修士，法名帕夫努蒂。2017年，罗马尼亚东正教会把他封为圣人。
02. 王室画廊
前四件作品都来自教堂和修道院。到了19世纪末，收藏有了另一个来源，卡罗尔一世开始为自己的王宫购买欧洲古典大师的作品。
5.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或其追随者《维纳斯与丘比特》，1520年代
直到20世纪末，这位维纳斯还是另一副模样。有人在她身上画了一大片厚重的深蓝色衣料，遮住了肩膀、腰和大腿。颜料里检出了普鲁士蓝，这种颜料大约从1710年才开始生产，所以这件衣服不可能属于原画。1967年罗马尼亚发行的一枚邮票上，印的还是穿着衣服的维纳斯。1995年至1999年，博物馆的修复师约安·斯弗里然把这层衣料去掉了。
如今维纳斯又一丝不挂地站在深红色的天鹅绒帷幕前，光着头，颈上戴着一条挂小十字架的项链和一条沉甸甸的金链。她按在腹前的透明纱巾，画家只用几道细细的白线勾出。丘比特只有她大腿那么高，握着一张高高的红色长弓，一只脚踩住弓的下端，这是给弓上弦时的姿势，右手则背到了身后。那只手里握着一支箭，箭羽露在木板的左边缘，维纳斯看不见这支箭。
买下这幅画的是卡罗尔一世。他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德意志亲王，先成为罗马尼亚大公，后来成为国王。1879年，他从德国领事兼收藏家费利克斯·班贝格手里买下这幅画，这是他为画廊购进的第一批画之一。当时的罗马尼亚还没有自己的古典大师收藏，这座画廊是他为这个国家建起来的。他在遗嘱里把画廊，也就是两百多幅画，留给了“罗马尼亚王室”，而罗马尼亚国家认为，这里的“王室”指的就是国家本身。1948年，王室收藏被收归国有，移交给新成立的博物馆。
博物馆认为这幅画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1520年的作品。克拉纳赫数字档案则把它归于这位画家的追随者，并认为画上克拉纳赫的标记，也就是左下角石头上那条无翼的蛇，很可能不是真的。
6. 伦勃朗及其画室《以斯帖面前的哈曼》，约1635年与1660年代
据《圣经·以斯帖记》记载，王的谋臣哈曼请得一道谕旨，要剿灭犹太人，王后以斯帖本身就是犹太人，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哈曼便扑倒在她面前求饶。以斯帖坐在左边，头戴镶珍珠的高冠，身穿金黄色长裙，裙子用浓厚而断续的笔触画成，她垂着眼，目光从哈曼身旁掠过。哈曼跪在右下方，一身红衣，头低向交握的双手。戴头巾的国王从以斯帖身后的阴影里探出身来，望着哈曼，把三个人连在一起的，只有他那根伸到昏暗桌面上方的金色权杖。
这幅画有一处要紧的特别之处，我们眼前的画面其实是两个不同年代的绘画层。关于作者归属的争论从196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射线检查显示，现在的画面之下还有一个约1635年的早期画层，那时构图已经有了，只是以斯帖的脸更靠右。1660年代，这幅画几乎被整个重画了一遍，大概是在伦勃朗的画室里。所以博物馆把它标为“伦勃朗及其画室”，荷兰艺术史研究所同样不排除伦勃朗本人参与的可能。
到1898年，这幅画已经归卡罗尔所有。那一年，它从锡纳亚被送到阿姆斯特丹参加伦勃朗画展，卡罗尔的夏宫佩莱什城堡就在锡纳亚。
1989年12月之后，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馆长亨克·范奥斯来到布加勒斯特，把两块中弹的16世纪木板画带回荷兰修复，同时带走的还有这幅油画，尽管中弹作品的名单里并没有它。1990年至1991年，它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和马斯特里赫特的林堡修复工作室得到修复。
7. 埃尔·格列柯《牧人来拜》，1596年至1600年
埃尔·格列柯在马德里接到的唯一一项委托，是一所神学院教堂的主祭坛。这所神学院以创办人命名，人称“阿拉贡的玛丽亚夫人学院”，玛丽亚夫人是王后身边的宫廷女官。合同于1596年签订，玛丽亚夫人没等到完工就去世了，委托转到卡斯蒂利亚议事会名下，1600年祭坛装设完毕。按照通行的复原方案，祭坛分上下两层，每层三幅画，《牧人来拜》在下层左侧。所以这幅画布差不多有两个人高，又窄得像祭坛的一个格间。
画面下半部是夜晚，光从躺在白布上的圣婴身上发出，周围的脸都是从下方被照亮的。玛利亚穿深红色长裙，头披白纱，用双手掀开白布，把圣婴指给牧人们看。她面前躺着一只四脚被捆住的白色羔羊，预示着将来的献祭。前景里，一个穿着刺眼的酸绿色短上衣的牧人半背对着我们跪着，就在画面最边上，露出他赤着的、脏兮兮的脚底板。上方，两位高大的天使举着一条飘带，上面写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赤裸的小天使在他们之间翻腾。
03. 罗马尼亚画家
卡罗尔为布加勒斯特收集欧洲古典大师的作品。与此同时，罗马尼亚画家们在画革命，画当时的城市生活，画风景，也画那些此前在本国绘画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的人。
8. 康斯坦丁·丹尼尔·罗森塔尔《革命的罗马尼亚》，1850年
1848年9月，土耳其人镇压了瓦拉几亚革命，逮捕了革命领袖。其中一位是政论家康斯坦丁·亚历山德鲁·罗塞蒂，他的妻子玛丽亚·罗塞蒂扮成农妇，跟随被押送的囚犯上路，设法让他们获释。她原名玛丽·格兰特，出生在根西岛，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法国人。1850年，流亡者聚集在巴黎，康斯坦丁·丹尼尔·罗森塔尔在那里为她画了这幅像。罗森塔尔从维也纳求学时起就是罗塞蒂的朋友，他是出生在佩斯的犹太人，1848年因参加革命获得了瓦拉几亚国籍。
画布是椭圆形的，年轻女子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她穿着穆斯切尔地区的白色农家衬衫，袖子上绣着一排排红色花纹，缀着亮片，颈上挂着好几串金币项链。她猛地把头转向右边，抬眼望向画框之外。她一只手攥成拳头，把旗杆按在肩上，左下方露出旗杆劈裂折断的一头。蓝、黄、红三色旗面揉皱了，聚拢在她肩头。她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匕首，刀尖朝下，右边远处的硝烟里，骑兵正在交战。
1851年7月初，罗森塔尔带着罗塞蒂的宣传文件前往特兰西瓦尼亚。法国当局截获了他的信件，通报了维也纳，他在佩斯被捕。7月22日夜里至23日凌晨，他死在狱中。奥地利当局宣称他在牢房里上吊自尽，而在罗马尼亚一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说他在审讯中被折磨致死，因为他不肯出卖同志。
康斯坦丁·罗塞蒂一直把这幅画留在身边，1885年4月8日去世。他在遗嘱里写道，生前他实在没有力气和这些“圣像”分开，他嘱咐妻子和儿子们，按照罗森塔尔本人的心愿，以画家的名义把他的两幅历史画都交给国家博物馆，一幅是这幅，另一幅是《在自由原野上挣断锁链的罗马尼亚》。
9. 尼古拉·格里高雷斯库《带鹅的犹太人》，1880年
1866年的罗马尼亚宪法规定，只有基督徒才能入籍。1878年的柏林会议把废除这一条件定为承认罗马尼亚独立的前提，1879年10月，这项条款得到修改。宗教上的禁令取消了，但国籍仍然只能一个一个地授予。每个申请人都要递交请愿书，议会逐一表决。
1880年春，当时住在法国的尼古拉·格里高雷斯库把这幅画送到巴黎沙龙展出。后来画家本人把它叫作《未来的罗马尼亚公民》。一个头戴圆形毛皮帽、蓄着黑胡子的男人咧开大嘴，冲着观者笑。他右臂夹着一只活的白鹅，手指深深插进羽毛里，左手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纸角贴着印花。写过格里高雷斯库传记的作家亚历山德鲁·弗拉胡策，读出了请愿书的开头：“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议员……”
1887年，格里高雷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的埃福里亚宫举办了一场大型展览，这幅画是展上卖价最高的一幅。买主格奥尔盖·格里戈雷·坎塔库济诺出了8000列伊，此人家财万贯，人称“纳博布”，也就是巨富。
争议的焦点是，格里高雷斯库到底在嘲笑谁。弗拉胡策描写画中人时用语公然带有反犹色彩，认为那只鹅是送给官员的礼。后来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把讽刺的矛头转向入籍程序本身，国家取消了宗教禁令，却仍要议会为每个人的国籍单独表决。按照这种解读，鹅成了一个关于制度的笑话的一部分。
10. 尼古拉·托尼察《护林员的女儿》，约1925年
画中的小姑娘眼睛里几乎看不到眼白。两个深色的、近乎黑色的圆盘，分得很开，直直地望着观者，不映出任何东西。那目光仿佛朝向内心，尼古拉·托尼察的儿童肖像，一看这样的眼睛就能认出来。她戴着白色童帽，穿一件泡泡肩的鲜红裙子，配宽大的白色褶边领，深栗色的卷发几乎垂到腰间。整个背景是暗蓝绿色的树叶，用细长尖锐的笔触画在刺眼的酸黄色光线上。红与绿之间，托尼察用赭色、白色和棕色来衔接。
模特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1924年，托尼察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1926年，他和画家弗朗西斯克·希拉托、斯特凡·迪米特雷斯库以及雕塑家奥斯卡·汉一起举办了“四人社”的首次展览。罗马尼亚评论界给了他一个固定的称号，叫“儿童画家”。
这大概是20世纪复制得最多的罗马尼亚绘画，博物馆自己也把它列为最重要的藏品之一。2023年，国家把它列入“国宝”类，这是国家文化遗产的最高等级。
11. 迪米特里耶·帕丘雷亚《大地的喀迈拉》，1927年至1928年
《大地的喀迈拉》小得可以放在桌上。一个女人的头向上仰起，光滑的脸垂着沉重的眼睑，像一副面具，又长又粗的脖子几乎占了整个形体的一半。身体前部立在短短的狮爪上，后部则仿佛沉进一块隆起的石头，和石头长在了一起。一条细细的蛇尾从身下伸出，缠绕着底座。青铜色泽暗沉，脸、额头和脖子打磨得发亮，后脑的头发则保留着粗糙的质感。
这是迪米特里耶·帕丘雷亚在1920年代后半期创作的一系列喀迈拉之一。1927年，他凭真人大小的《空气的喀迈拉》获得了国家雕塑奖。从1909年起，帕丘雷亚在布加勒斯特美术学校教授雕塑，科尔内尔·梅德雷亚、扬·雅莱亚和奥斯卡·汉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工作室设在画家特奥多尔·阿曼故居博物馆的院子里，这座博物馆也由他看管。这些喀迈拉让公众摸不着头脑，因为那时19世纪的象征主义已经在让位于激进的先锋派。
这件青铜像是怎么进入博物馆的，所知甚少。标签上写着“来源：购藏”，铸造年份则从未公布。馆里的《空气的喀迈拉》是1967年铸造的，那时雕塑家已经去世35年。
1932年7月14日，帕丘雷亚死于癌症。布加勒斯特的《早晨报》写道，他死时一贫如洗，葬礼的钱是朋友们凑的。
12. 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祈祷》，1907年
1907年4月18日，康斯坦丁·布朗库西在巴黎签下一份合同，合同里订的是一个哭泣的女人。订件人是布泽乌城的埃莉莎·斯特内斯库。1905年10月，她的丈夫、律师兼议员佩特雷·斯特内斯库去世，那时离他们结婚才大约五个月。她为丈夫的坟墓订制了一座石基座、一尊寓意人物像和一尊死者的胸像，总价7500列伊。布朗库西当时31岁，同年春天，他在罗丹的工作室干了大约一个月就离开了。
起初他照要求做了一个披着衣袍、散着头发、悲伤地伏在墓碑上的女人，这尊像只见于一张照片。后来他把它毁掉，从头做起。在1910年铸成的青铜像里，女人赤裸着跪在地上，整个身体从膝盖起向前倾，形成一条长长的斜线，头深深垂到胸前。右臂弯曲，拳头抵在胸口，左臂在肘部以上被布朗库西亲手截去，这是学罗丹的做法。他那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打磨表面，深色的青铜上留着塑形的痕迹，光线落在上面，碎成细小的亮点。
1910年，《祈祷》在巴黎的独立沙龙展出。1914年，布朗库西亲自来到布泽乌，就地用石头凿出基座，把纪念碑立在了敦布拉瓦公墓。画家斯特凡·波佩斯库正是当初建议这位寡妇去找布朗库西的人，据他记述，验收的时候闹了一场风波，不过纪念碑还是立起来了。
1958年，博物馆以7万列伊从斯特内斯库家族手中买下《祈祷》，一年前，国家刚刚没收了布朗库西的另一件作品《大地的智慧》。坟墓上换成了一件复制品，佩特雷·斯特内斯库的胸像也藏在博物馆里。那件复制品1996年被盗，1998年找回，2005年又被偷走。自2014年6月起，墓上立着一件新的青铜复制品，是用从博物馆原作上翻制的模具浇铸的，费用由布泽乌扶轮社和私人捐款者承担。
13. 扬·安德烈斯库《岩石与桦树》，年代不详
画布上半部是一片均匀的淡蓝色天空，一丝云也没有，用干笔画成，颜料挂在画布的纹理上。右边立着一丛桦树，每根树干都是一笔浓厚的白色，点着深色的树皮斑，其中一根细树干斜斜地倒向画面中央。中间耸起一棵窄长的深色刺柏，左边一棵树上挂着稀疏的棕红色叶子，前景里，两块灰白色的大石头躺在棕红色的蕨丛中，石上布满淡紫和浅绿的地衣斑块。右下角石头底部，有画家用红褐色颜料写下的签名“安德烈斯库”。
这幅画具体画于何时，并不清楚。有人把它归入他在布泽乌的那些年，也有人归入法国时期，笔法让人想起枫丹白露画派的影响。1872年至1878年，安德烈斯库在布泽乌教素描和书法，自学风景画。1878年底，他拿着奖学金去了巴黎，在朱利安学院学习，之后到枫丹白露森林边上的巴比松作画，和格里高雷斯库在一起。格里高雷斯库当时为他画了一幅肖像《巴比松的安德烈斯库》，这幅肖像也藏在博物馆里。
1881年，他的《巴比松的冬天》在巴黎沙龙展出。1882年，他在布加勒斯特举办了生前唯一一次个展，展出约60幅画，同年10月22日，他死于肺结核，终年32岁。在罗马尼亚，人们把他和格里高雷斯库、卢基安并列为罗马尼亚现代绘画的奠基人。2020年，博物馆展出了他的《村边的白杨》，这是1989年12月中弹、后来由博物馆修复师修复的47幅画之一。
04. 炮火中的王宫
最后两件作品把我们带回博物馆所在的建筑本身。1989年12月，这座昔日的王宫不再只是存放藏品的地方，它自己也被卷进了事件之中。
14. 斯特凡·卢基安《卖花女萨夫塔》，约1900年
1989年12月22日傍晚，在前中央委员会大楼和博物馆所在的王宫之间的广场上，枪声响了起来。当夜，博物馆的架上绘画修复工作室被烧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把画藏到内部楼梯上，其中有艺术史学者多拉娜·科绍维亚努和十八岁的米里亚姆·策雷伦格。后来博物馆统计，被毁的画共有30幅，其中欧洲绘画17幅，罗马尼亚绘画13幅。
斯特凡·卢基安的《卖花女萨夫塔》当时挂在常设展厅里，两颗子弹都从正面打中了它。一颗击穿了女人锁骨附近的胸口，另一颗在她心口上方的深色外套上撕开一个参差的大洞。国家文物名录称萨夫塔是一位年轻的罗姆女子，卢基安大约在1900年画下她，那时他还没有患上后来让他瘫痪的病。她站着，深红色头巾压到额头，深色外套从一侧肩头滑落，里面是开着深领口的白衬衫，用浓厚凸起的笔触画成，她的眼睛斜向右边，越过了观者。她身后是温暖的赭色背景，笔触断续，像抹上去的灰泥。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有些女性人物是被人故意瞄准射击的，而检察机关的材料里也有证词说枪击是胡乱的。真相如何，如今已经无法查清。
1990年1月，博物馆的修复工作室开始修复这些中弹的画。2020年，修复师兼策展人索里娜·格奥尔吉策和修复工作室主任约安·斯弗里然把《萨夫塔》选作展览《实验室二：1989》的海报，这场展览讲的是中弹画作的修复。海报上是修复后的脸和胸口，小插图里是那两个弹孔。
15. 科特罗切尼修道院教堂圣幛，1682年
1977年3月4日地震之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圣幛和其他陈设从科特罗切尼修道院的教堂里运了出来，这些陈设大多是修道院创建者捐赠的。七年后，也就是1984年，教堂按齐奥塞斯库的命令被拆除，为的是把科特罗切尼宫改作官邸。那时圣幛已经不在教堂里了。
这座圣幛是瓦拉几亚大公谢尔班·坎塔库济诺订制的，用于他创建的科特罗切尼修道院的教堂，教堂于1682年落成。木雕由当地作坊完成，圣像出自画师康斯坦丁诺斯之手，他大概就是十年后主持霍雷祖修道院壁画的那位画师。在王门上方，雕刻师安放了一尊斜卧的耶西，一株镀金的葡萄藤从他身上长出来，蔓延到整面雕花圣幛上。雕刻师就这样表现了基督出自大卫家族的谱系。康斯坦丁诺斯画圣像时，在金色底子上用红、蓝、绿三色作强烈的搭配。
拆除之前，建筑师卡米尔·罗古斯基抢救出教堂的石料、柱子和壁画，运到了切尔尼卡修道院。抢救下来的残片中，就有帕尔武·穆图画的捐建者肖像，我们前面已经看过这位画家在博尔德什蒂的自画像。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说，1989年12月，圣幛也中了弹，不过弹着点在哪里，没有人记录下来。修复工作在2002年完成。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圣幛三次被拆开再重新组装，分别是在1977年、1989年以后和2002年。
2009年，政府决定把圣幛和存放在博物馆里的另外约140件科特罗切尼文物移交给总统府办公厅，安置到重建的教堂里。博物馆的修复师和保管员提出抗议，认为再拆一次会危及圣幛，新教堂里的微气候也不合适。其余的器物回到了科特罗切尼，从2014年10月起在那里展出。
重建的科特罗切尼教堂里，如今立着一座复制品。原作留在了这里，留在昔日的王宫中。几个世纪里，这座博物馆里的作品有的从墙上被揭下，有的被拆开重缝，有的被买来，有的按遗嘱捐赠，有的在地震后被抢救出来，有的在枪击后得到修复。所以在这里，艺术史之外几乎总还伴着另一段历史，讲的是一件作品究竟怎样来到我们面前。
还可以看什么
这份名单围绕的是那些来到王宫的路途本身就有故事的作品，托尼察和安德烈斯库是两个有意为之的例外。名单之外，值得专程来看的还有很多。在罗马尼亚古代艺术馆，可以找一找科齐亚修道院1395年至1396年的殓布，以及普特纳的多索夫泰1561年制作的游行十字架。欧洲艺术馆还有两幅埃尔·格列柯，《圣母订婚》和《圣莫里斯》，以及鲁本斯的《乔瓦娜·斯皮诺拉·帕维塞肖像》。在罗马尼亚艺术馆，可以去找卢基安的《银莲花》、格里高雷斯库的《门口纺线的姑娘》和特奥多尔·帕拉迪的《窗前的花，太子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