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所在的宅邸建于17世纪30至40年代，主人是拿骚-锡根的约翰·毛里茨，1637年至1644年，他代表西印度公司治理荷属巴西。设计这座宅邸的是建筑师雅各布·范坎彭和彼得·波斯特。建房的钱有一部分和巴西的蔗糖与奴隶贸易有关，博物馆对此直言不讳。2017年至2018年间，门厅里一尊1986年制作的约翰·毛里茨胸像复制品被撤走，此后围绕他的历史遗产的争论一直闹到了议会，有议员就此提出质询。
这里的收藏源自历代执政的画作。执政是共和国的统治者，出自奥兰治家族，其中最重要的是威廉五世，1774年，他把自己在比滕霍夫的画廊向公众开放。1795年，法国军队把他的画运到巴黎，1815年，大部分画被归还，1816年，国王威廉一世创办了皇家绘画陈列馆，1820年，国家买下了约翰·毛里茨的宅邸，1822年，博物馆在这里开馆，展出305幅画。后来，先后为它买画的有国王、推行改革的官员维克多·德斯蒂尔斯、馆长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私人收藏家，还有伦勃朗协会，这是一个帮助荷兰博物馆购藏艺术品的民间组织。协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向博物馆出资是在1894年，当时布雷迪乌斯正在为莫瑞泰斯购买汉斯·梅姆林的一幅男子肖像。1945年以后，为这里买画的是国家、各种基金会和彩票。
我们要讲20幅画，从它们来到这座宅邸的经过，看得出不同年代是谁在决定这里挂什么。开头是一幅为约翰·毛里茨本人画的巴西风景，结尾是2018年用彩票的钱买下的一幅欢乐聚会图。
巴西出钱盖的房子
1. 弗兰斯·波斯特《巴西伊塔马拉卡岛风景》，1637年
画布背面贴着一张纸条，弗兰斯·波斯特在上面写明了画的是什么。这是从南面望去的伊塔马拉卡岛，城镇在高处的山丘上，下面是紧挨着出海口的奥兰治堡，最后波斯特还添了一句，说葡萄牙人就是这样骑马的。那时他25岁上下，1637年作为地形画家随约翰·毛里茨来到巴西，同一年画了这幅风景。博物馆称它是欧洲画家描绘巴西的第一幅画，也是已知最早的波斯特作品。约翰·毛里茨起初打算在伊塔马拉卡岛上建殖民地的新首府，按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说法，岸上的人很可能正在察看这座岛。
天空几乎占了画布的三分之二，扁平的奶油色云朵，和下面宽阔的淡赭色水面颜色相差无几。水那边横着一座长长的墨绿色岛屿，岛脊上排着细瘦的棕榈树和红顶白房子。前景灰色的沙岸上，人和马几乎站成一条线。中间，一个面色白皙的骑手戴着宽边浅色帽子，手拿马鞭，骑在一匹深枣红色的马上，他就是题字里说的那个葡萄牙人。旁边一个身材壮实的人背对着我们，一身黑衣，戴着黑帽，举手指向那座岛。左边，一个赤裸上身的黑人男子扶着头顶的篮子，右边，另一个黑人男子牵着一匹白马的笼头，他脚边放着一只装满橙子的柳条筐。右下角一根倒地的树干上，用深色大写字母签着画家的姓和年份1637。
博物馆写道，波斯特无意之中画出了肤色带来的不平等，尽管总的来说，他的画把殖民地描绘成一片田园乐土。画家的兄弟彼得·波斯特是莫瑞泰斯的建筑师之一。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和莫瑞泰斯推测，这幅画在约翰·毛里茨1679年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那批画里。1879年，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从巴黎人欧仁·奥迪诺手里买下了它，1953年，又把它长期借给莫瑞泰斯，所有权仍归自己。
2. 阿德里安·哈内曼《玛丽·斯图亚特（1631–1660）与仆人的追思肖像》，约1664年
在这幅身后所画的肖像里，英国公主玛丽·斯图亚特穿着白缎衣裙，披着一件羽毛斗篷，打扮成美洲女子的模样，身边站着一个黑人男孩。1664年前后，海牙的肖像画家阿德里安·哈内曼为她的儿子画了这幅画，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执政兼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当时大约14岁。玛丽是执政威廉二世的遗孀，1660年12月24日在伦敦死于天花，年仅29岁。哈内曼曾在英国工作多年，画风学的是凡·戴克，1638年前后回到海牙，成了流亡中的英国宫廷的画家，这个宫廷就聚集在玛丽身边，所以她的脸他曾多次对着真人画过。
这身装束也有现实的来历。1655年1月，海牙举行了一场化装舞会，一位目击者记述说，公主盛装打扮成一个亚马孙女子，也就是美洲女子的样子。同一年，哈内曼就画了她穿这身衣服的肖像，那幅肖像属于英国王室收藏。
玛丽头上缠着奶油色和金色条纹的头巾，插着鲑粉色的羽毛，缀着一串串珍珠，肩上披着一件沉甸甸的红橙色羽毛斗篷，夹杂着蓝、黄、白几色。这种羽毛斗篷出自巴西东北部的图皮南巴印第安人之手，那片地方当时归荷兰人所有，哥本哈根还保存着一件类似的红色斗篷，和荷兰宫廷有关，很可能是经约翰·毛里茨之手到了那里。左边，在玛丽下方，站着一个黑人男孩，穿着芥末黄的丝绸短上衣，耳朵上戴着一颗珍珠耳坠，双手捧着一长串珍珠，靠在她的手肘边。他抬眼望着她，她却看着观众。左下角放着一只大大的珍珠母贝壳，贝壳下方深色的石台边垂着几串珍珠。
这幅肖像是怎么进到这座宅邸的，博物馆自己也说不清。它是奥兰治家族的家藏画，1755年时在执政的洪瑟拉斯代克宫里，按博物馆说明的说法，它是在1875年或更早入藏的。研究者没有找到男孩的名字。2019年至2020年，在《变化的形象：寻找约翰·毛里茨》展览之后，博物馆把这幅肖像移到一间新的常设展厅，展厅讲的是约翰·毛里茨、荷属巴西和奴隶制，展签上写道，男孩被贬低成一件带异国情调的陪衬，哈内曼用他来衬托玛丽皮肤的白皙和她的尊贵地位。此前，博物馆的文字只说，玛丽似乎没有注意到他。
执政收藏，法国人运走
3. 杰拉德·窦《年轻的母亲》，1658年
1660年10月，荷兰与西弗里斯兰三级会议付给莱顿画家杰拉德·窦4000荷兰盾，买下这幅小小的家庭场景画，而据德国画家、传记作者约阿希姆·冯·桑德拉特说，窦的一幅画最多值一千盾。买这幅画是为了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他在1660年复辟登基。
三级会议准备的这份礼物，主要是雷因斯特收藏里的意大利绘画和古代雕像，荷兰画家的作品是后来才加进去的。11月，这份史称“荷兰赠礼”的礼物在伦敦献给了国王。查理二世说他最喜欢的画是窦和埃尔斯海默的作品，还邀请窦进宫，画家却留在了莱顿。
窦是玻璃匠的儿子，起初学的是在玻璃上雕刻和绘画，1628年成了年轻的伦勃朗的第一个学生。木板顶端是圆弧形，几乎整块都被一间高高的暗室占满，人物坐在下方三分之一处。光从左边一扇高窗照进来，窗板敞开着，外面是阳光照着的街道。年轻的母亲坐在窗边一把藤椅上，膝上放着织花边用的垫枕，正面看着我们。旁边，一个戴白色便帽的女仆跪在一只大柳条摇篮前，掀起蓝色的被子，被子下的婴儿睁着眼睛。地板上的光斑里横躺着一盏灯笼，小门开着，右边昏暗处挂着一只死兔，天花板上垂下一盏六头的吊灯。上方窗户的彩色玻璃上，在纹章下面写着画家的签名和年份1658，看上去就像和玻璃一起嵌在铅条窗格里。
这幅画在英国王室收藏里待了大约30年，先归查理二世，后归詹姆斯二世。之后，身兼执政和英国国王的威廉三世把它和另外约30幅画一起带回了尼德兰，此后它在奥兰治家族中代代相传，进了威廉五世的画廊。1795年，法国人把它运到巴黎，1815年归还，1822年莫瑞泰斯开馆时，它就在展出的画作之中。
莫瑞泰斯的研究人员认为，三级会议买下的有可能是一幅在出售前几年就已动笔的画。X光显示，窦在作画过程中对人物做过大幅修改，博物馆2016年的风俗画目录里还写道，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字原先也许是1，后来被改成了8。
4. 保卢斯·波特《公牛》，1647年
莫瑞泰斯的修复师阿比·范迪维尔和约莱因·斯希尔德于2025年12月完成了《公牛》的修复，给画面涂上一层不会变黄的新型合成光油。从2024年夏天起，她们就在博物馆里搭起的临时工作室中当着观众工作，人们管这间工作室叫“牛棚”。她们清除了画上发黄的光油和最长已有200年的补笔，在阴沉的雷雨云下面，天空里露出了几处缺损。天空是按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一位法医气象学家的建议修复的，修好后画上成了初夏的一天，最后几场阵雨正在过去。
修复师们说，最让她们为难的是那根“法国树枝”。1795年至1815年，这幅画挂在卢浮宫，那里的人发现画上有一处损伤，就在树上添画了一根多余的树枝把它遮住。这根树枝也是画的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她们用可以去除的可逆补色把它盖住了。那根树枝只留下一根带几片叶子的细枝，公牛背上方露出了更多天空。
这是莫瑞泰斯最大的一幅画，画上的年轻公牛几乎和真牛一样大，这样的尺寸在当时通常留给历史画。它侧身站着，头转向观众，红褐色的皮毛上，一块白斑从肩头延伸下去，下唇挂着一丝口水，肩上和身侧落着苍蝇。左边卧着一头白脸母牛，也正对着我们看，篱笆后面站着一个戴褐色帽子的老牧人，一只手搭在树干上，下方，在母牛前腿前的光秃地面上，蹲着一只绿色的小青蛙。一只公绵羊上方的篱笆木板上写着保卢斯·波特作于1647年，看上去像是用刀刻上去的。波特当时22岁，1654年去世，年仅28岁，据博物馆说，这头公牛是他把几头年龄不同的牛拼合而成的。
18世纪上半叶，这幅画作为传家宝，在哈勒姆一位市长的家族里按遗嘱代代相传。1749年，最后一位继承人去世后，它作为第一件拍品在哈勒姆拍卖，拍卖人弗兰斯·德克尔以630荷兰盾买下，这是那场拍卖里最高的成交价。家族留存的那本拍卖目录的页边上记着，德克尔是受海军将领雷因斯特之托出价的，雷因斯特又把这幅画送给了亲王，地点是亲王在罗的宅邸。海军将领雅各布·雷因斯特是奥兰治家族的支持者，这位亲王就是执政威廉四世，1748年和1750年，威廉四世两次为雷因斯特晋升军衔。
5. 老扬·勃鲁盖尔和彼得·保罗·鲁本斯《地上乐园与亚当夏娃的堕落》，约1615年
木板下缘有两处签名。中间偏左，在孔雀尾巴下面，用细小的大写字母写着一行字，意思是“人物出自彼得·保罗·鲁本斯之手”。右边水边还有一行几乎辨认不出的小字，被认为是老扬·勃鲁盖尔的签名。勃鲁盖尔是老彼得·勃鲁盖尔的儿子，也是统治西属尼德兰的阿尔伯特大公和伊莎贝拉大公夫人的宫廷画家，他和鲁本斯是朋友，两人合作画过好几幅这样的画。据博物馆的说明，构图是勃鲁盖尔设计的，先动笔的却是鲁本斯。鲁本斯用纤细、速写般的笔法画了亚当和夏娃、树、马和蛇，然后勃鲁盖尔用厚重的颜料，以百科全书般的精确补上了植物和动物。
18世纪初，这幅画属于莱顿收藏家彼得·德拉库尔·范德福特，画家传记作者阿诺尔德·豪布拉肯在他家里见过它，称它是自己见过的勃鲁盖尔作品中最好的一幅。1766年9月8日，在德拉库尔家族收藏的拍卖会上，这幅画被买下，归了执政威廉五世，据博物馆的资料，出价远远高于同一场拍卖里凡·戴克或约尔丹斯作品的价钱。威廉五世把它挂进自己的画廊，1795年，它和全部藏品一起被运往巴黎，1815年归还。
苍白的夏娃站在左边，金色的长发垂到膝盖。她右手伸向一只还挂在枝头的苹果，左手把另一只苹果递给亚当。亚当坐在长满青草的土丘上，一只手接过苹果，另一只手举起，伸着食指。蛇缠在知识树的枝干上，头垂向夏娃正在摘苹果的那根树枝。左边缘站着鲁本斯画的那匹枣红马，看着观众。其余的地方都被勃鲁盖尔用动物填满了。一只老虎和一只花豹仰面打滚，溪边站着鹭和蓝色的紫水鸡，树上栖着金刚鹦鹉，远处树下能看到骆驼和大象，夏娃脚边坐着一只白色的小卷毛狗。左下角，在一只火鸡后面，一只猴子已经啃起了苹果。
国王为国家买画
6. 约翰内斯·维米尔《德尔夫特风景》，约1660年至1661年
1902年10月18日，马塞尔·普鲁斯特在海牙看到了《德尔夫特风景》，称它是世界上最美的画。1921年5月，这幅画被送到巴黎网球场美术馆参加荷兰艺术展，普鲁斯特又去看了它，在他的小说《女囚》里，作家贝戈特就死在这幅画前，临死时正凝视着画里那一小块黄色的墙面。
1822年5月22日，在阿姆斯特丹斯廷斯特拉收藏的拍卖会上，国家以2900荷兰盾买下了这幅画，国王威廉一世下令把它挂在海牙。这是莫瑞泰斯的第一幅维米尔。一百多年前，1696年雅各布·迪修斯的收藏拍卖时，它卖出了200荷兰盾，是那场拍卖里最贵的一幅。维米尔一生都住在德尔夫特，他画过两幅这座城市的风景，就是这一幅和《小街》。
天空占了画布上部的五分之三，最上面压着一片沉重的灰褐色乌云，下面是一道白云。城市沿着水对面的码头排成窄窄的一长条，水边的城墙和城门都在阴影里，后面的屋顶却被阳光照亮。中间偏左是砖砌的斯希丹门，阶梯形山墙上有一个圆形的金色钟面，偏右是鹿特丹门，有两座尖顶小塔和一座吊桥。门后耸起新教堂明亮的、沐浴在阳光里的塔楼，透过钟楼的开口能看到淡淡的天色。旧钟在1660年春天被取下，阿姆斯特丹铸钟匠赫莫尼铸造的新钟在1660年5月到1661年秋天之间挂上，所以维米尔看到的钟楼是空的。右边那条深色大船的船身上，凸起一个个白色的颜料点，像湿木头上的反光。
普鲁斯特写的那一小块黄色墙面在哪里，研究者们意见不一。最常被提到的是鹿特丹门两座小塔左边、阳光下一小段暖黄色的屋顶。
7. 罗希尔·范德魏登及其工作室《哀悼基督》，约1460年至1464年
两百年间，这块木板先后被认作扬·凡·艾克和梅姆林的作品，最后才归到罗希尔·范德魏登名下。1827年，国王威廉一世下令为莫瑞泰斯买下它，价格3000荷兰盾，当时它还被当作梅姆林的画，直到1847年，德国艺术史家古斯塔夫·瓦根才把它归给罗希尔，罗希尔是布鲁塞尔的城市画家，1464年去世。这是荷兰各博物馆里唯一一幅罗希尔的画，也是莫瑞泰斯最古老的画。
算上基督，11个人物从画的一边挤到另一边，只在他们头顶上方露出一片风景和湛蓝的天空。基督的身体斜躺在白色的裹尸布上，头靠在一位戴紫色帽子的老人的毛皮外衣旁，左手伸向圣母。穿深蓝色衣服的马利亚闭着眼睛跪着，双手贴着儿子的手，身后穿红衣的约翰扶着她的肩膀。左边缘，穿着缀满珍珠的黑色胸衣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用红斗篷按着眼睛。右下角跪着订画的人，一位主教，头戴白色主教冠，身穿红金两色的祭披，手持顶端镶水晶的金色权杖，有人提出过好几位主教的名字，认为画的可能是其中一位，包括阿拉斯、图尔奈和乌得勒支的主教。抹大拉的马利亚、约翰、圣母，还有左下方坐着的另一位马利亚，脸上都流着泪。这位马利亚的泪珠长期被发黄的光油盖住，1949年，艺术史家福赫尔桑还写道，她没有哭。
把它称作梅姆林作品的，是布鲁塞尔收藏家夏尔-路易·范克弗贝格·范凯塞尔男爵，他在1817年买下这幅画，一年后在自己的书里写到了它。在克弗贝格之前，它属于鲁汶的约瑟夫·皮埃尔·赫德茨，他认为这是扬·凡·艾克的作品，而在17世纪初，它很可能立在鲁汶的阿特雷赫特学院里。
2009年，这幅画被借到鲁汶参加罗希尔的作品展，和他的其他作品放在一起，它发黄的光油显得很难看。修复从2016年持续到2021年，2018年夏天，清除光油的工作是在展厅里直接搭起的工作室中当着观众进行的。约翰、彼得和抹大拉的马利亚头上留下了细细的金色光环，修复师认为这是19世纪加上去的，很可能出自画家马特乌斯·范布雷之手，他曾为克弗贝格修补过这幅画。这些光环的直径恰好是九厘米半和十厘米，所以被认定是19世纪的。在2025年的一篇文章里，莫瑞泰斯的修复师把这幅画的年代定在1440年至1450年，也就是罗希尔的中年，而博物馆则把它定在画家生命的最后几年。
在画的左右两侧同样高度的地方，修复师发现了两处带着烟灰和蜡滴的烧痕，是木板前祭坛上燃着的蜡烛留下的。早在16或17世纪，这两处烧痕就被修补和润色过两次。
8. 伦勃朗《杜普医生的解剖学课》，1632年
解剖台上的尸体是莱顿人阿德里安·阿德里安斯，绰号阿里斯·金特，1632年1月因抢劫被绞死。1月31日，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行会的解剖学讲师尼古拉斯·杜普医生在他身上做了自己的第一次公开解剖。这样的解剖一年只举行一次，在冬天，用的是死刑犯的尸体，观众要买票入场。伦勃朗当时25或26岁，刚从故乡莱顿搬到阿姆斯特丹，这是他平生第一幅群像，让他在这座城市里打出了名声。
尸体几乎水平地横贯画布的下半部，灰白色，脸有一半在阴影里。左前臂一直剖开到手指，杜普用镊子挑起红色的肌肉，左手举在胸前，手指弯曲，好像在演示这些肌肉怎样让手指弯曲。画里只有他一个人戴着帽子。七位外科医生穿着黑衣，戴白领，在左边排成金字塔形，两个人俯身凑近那只手臂，最上面那个直直看着我们。X光片显示，他原先也戴着帽子，伦勃朗后来把帽子涂掉了，很可能是因为帽子只属于讲师一人。杜普肩后的一位医生拿着一张画着手臂的纸，后来有人在纸上写下了画中所有人的名字，1996年至1998年修复时，这些字被去掉了一部分。上方后墙上的一张小纸片上，签着伦勃朗的名字和年份1632，名字还是他早年的拼法，比后来少一个字母。
真正的解剖从腹部开始，因为内脏最先腐坏，手臂要到最后才轮到。伦勃朗画的却是身体完好、只有手臂被剖开，研究者认为这是有意的安排，仿照了维萨里1543年解剖学论著里的一幅版画，画上维萨里本人正在展示前臂的肌肉。
这幅画原属外科医生行会，从1798年起归外科医生遗孀基金所有。基金解散后，画被安排在1828年8月4日公开拍卖。7月19日，国王威廉一世颁布命令叫停了拍卖，国家以3.2万荷兰盾买下这幅画，国王把它送进了莫瑞泰斯。这笔钱大部分是靠拍卖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和莫瑞泰斯被认为多余的画作筹来的，其中卖得最多的是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画。该馆馆长科内利斯·阿波斯托尔早在1817年就要求把《解剖学课》交给他的博物馆，因为在这幅画原来挂的地方，厨房的油烟正在损坏它。
行家的眼光快过市场
9. 约翰内斯·维米尔《黛安娜和她的仙女们》，约1653年至1654年
1876年5月4日，内政部艺术事务顾问维克多·德斯蒂尔斯在巴黎内维尔·戈德斯米德收藏的拍卖会上为国家买下了这幅画，当时它被当作荷兰画家尼古拉斯·马斯的作品，价钱是1万法郎。莫瑞泰斯馆长德容厄表示反对，认为太贵了。1885年，这幅画接受修复，德斯蒂尔斯仔细看了上面马斯的签名。他看出，签名里马斯名字的两个首字母是用另一个签名的残迹改出来的，并在下面读出了维米尔的签名，后来他的读法得到了证实。
1876年，维米尔刚刚被重新发现，那是在法国评论家泰奥菲勒·托雷-比尔热1866年发表文章之后，人们知道他，靠的是他的室内画和城市风景。从种种迹象看，他起初是以历史画家起步的，《黛安娜》可能是他存世作品中最早的一幅，大约画于1653年底他加入德尔夫特画家行会的时候。1889年起任莫瑞泰斯馆长的布雷迪乌斯在1892年把它归到了另一个维米尔名下，那是乌得勒支一位名气不大的画家约翰内斯·范德梅尔。
黛安娜穿着金黄色的衣裙坐在石头上，垂着眼睛，脸有一半在阴影里。人们认出她是女神，靠的是她发间细发箍上那弯小小的金色新月，还有那只带褐色斑点的白狗。一位穿铜褐色缎子胸衣的仙女跪着，用一块黄色海绵为她洗脚，这位仙女的背在画布右边缘被截去了一部分，因为右边曾被裁掉一条画布。后面站着一个穿黑衣的女人，低着头，狗旁边长着一株带刺的蓟。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扫描画布时发现，维米尔起初在黛安娜身旁的石头上画了一个装着箭的箭筒，后来又把它涂掉了。
在旧的复制图上，右上角能看到一片有云的蓝天。1999年至2000年修复时发现，这片天空是19世纪用普鲁士蓝和铬绿画上去的，普鲁士蓝发明于1704年，铬绿大约在1840年开始普遍使用。天空下面的颜料太脆弱，没法把它去掉，于是修复师用一层与树木同色调的深色薄层把它盖住，博物馆特别指出，这一层是可以去掉的。
10. 朱迪思·莱斯特《受男子纠缠的年轻女子》，1631年
年轻女子坐着做针线活，垂着眼睛，膝上放着一块带针的白布。一个戴蓬乱毛皮帽的男人从后面朝她俯下身，半闭着眼睛笑。他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另一只手摊开，掌心托着一小把金币递过去。一盏小油灯在高高的灯台上燃着，小小的火苗衬着他深色的外衣格外明亮，她宽大的蓝绿色裙子上，光顺着长长的褶子落下。裙摆边放着一个脚炉，红色的炭火从炉上的孔里透出光来。红外线下可以看到，莱斯特起初把男人的手放在几乎贴着女子脖子的地方，后来才把它挪低。
很长时间里，这幅画被叫作《求欢》或《男子向年轻女子献钱》。1975年，研究者弗里玛·福克斯·霍夫里希特第一次撰文，把它看作对一个遭到纠缠的女子的同情描绘，认为这是女画家对那些女人欣然收钱的常见场景的回应。历史学家韦恩·弗朗尼茨在画里看到的是正当的求爱，博物馆曾把它解释为女性美德的范例，后来莫瑞泰斯给了它一个新名字。
1892年，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以1500荷兰盾为莫瑞泰斯买下这块木板，入藏登记簿上把它记为约1660年的荷兰画派作品。一年后，副馆长科内利斯·霍夫斯泰德·德赫罗特在画上发现了一个花押，由她姓名的两个首字母交织而成，带一颗星，旁边是年份1631。花押在画的左边缘、半高处，桌腿左边。莱斯特用这颗星暗指自己的姓，她的姓在荷兰语里听起来几乎就是“引路的星”。她在哈勒姆工作，和弗兰斯·哈尔斯同在一城作画，1631年时大约22岁，1636年结婚后作画越来越少。
同在1893年，伦敦的王座法庭审理了一桩官司，涉及一幅被当作弗兰斯·哈尔斯作品出售的画，争议的焦点正是同一个带星的花押。双方当天就和解了，莱斯特的名字始终没有在法庭上被提起。霍夫斯泰德·德赫罗特把这个名字还给了这两幅画，1893年7月1日，伦敦的《雅典娜神殿》杂志刊登了他谈莱斯特的信。那幅伦敦的画如今被称作莱斯特的《欢乐的一对》。
11. 卡雷尔·法布里蒂乌斯《金翅雀》，1654年
1654年10月12日，德尔夫特的火药库爆炸，32岁的卡雷尔·法布里蒂乌斯死在自己家中。17世纪40年代初，他在阿姆斯特丹跟伦勃朗学画，1650年前后移居德尔夫特，存世的画只有12幅左右。《金翅雀》的落款也是1654年。木板的整个画面上散布着细小的凹痕，没有裂纹，好像颜料还软的时候被什么东西砸过，博物馆认为，这很可能是那次爆炸的碎片留下的痕迹。
和真鸟一般大小的金翅雀停在两根木制半圆弧中上面的那一根上，两根木弧钉在一面浅色的灰泥墙上，下面是灰色的喂食盒。它背和收拢的翅膀朝着我们，头从肩上扭回来，直视观者，嘴周围是一圈红色，脸颊是白的。黑翅膀上的黄色条纹，法布里蒂乌斯是用厚厚的颜料涂上去的，趁颜料未干，又用笔杆的末端刮出纹路。喂食盒下面垂着一条绕成圈的链子，当时人们用这种链子拴住家养的鸟。光从左边来，右边的墙上落着柔和的褐色影子，喂食盒下方，用细细的灰色大写字母写着画家的名字和年份1654，像是用铅笔写的。
2003年，这块木板做了计算机断层扫描，因为铅白会挡住普通的X射线。结果发现，法布里蒂乌斯起初把鸟画在深色的背景上，木板上还用十颗钉子钉着一个镀金画框。后来画框被拆下，背景改画成浅色的墙，又添了下面那根半圆弧。这块木板原本做什么用，研究者们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它是柜门，或是另一幅画的画匣的门，有人认为它是窗洞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是招牌。
1654年以后的近200年里，文献中再没有出现过这幅画。到1859年，它在布鲁塞尔一位收藏家手里，泰奥菲勒·托雷-比尔热在那里见到了它，他就是重新发现维米尔的那位评论家（第9件），1865年，收藏家的继承人把画送给了托雷。托雷去世后，这幅画于1892年被拍卖，后来到了巴黎收藏家埃米尔·马蒂内手中。1896年2月27日，马蒂内的收藏在巴黎德鲁奥拍卖行拍卖，布雷迪乌斯以6200法郎为莫瑞泰斯买下了它。据博物馆讲述，他派了别人去出价，免得价钱被抬高。
2012年至2014年莫瑞泰斯改建期间，《金翅雀》被送往东京、旧金山、亚特兰大和纽约展出，在纽约的弗里克收藏馆，排队看它的人绕了整整一个街区。2013年10月，这幅画还在纽约的时候，唐娜·塔特的小说《金翅雀》出版，封面用的就是它，2014年，这部小说获得了普利策奖。
12. 伦勃朗《扫罗与大卫》，约1651年至1658年
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认为，《扫罗与大卫》是伦勃朗最伟大、最具个人色彩的圣经题材画之一。他去世二十多年后，另一位顶尖的伦勃朗专家霍斯特·格尔森在1969年修订再版布雷迪乌斯编的伦勃朗绘画目录时，把这幅画从目录里删掉了。格尔森写道，人们对它的赞赏更多出于对圣经题材绘画的偏好，而非它本身的品质，他还专门批评了两个人物之间那块空洞的帷幕。布雷迪乌斯是在1898年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展之后自掏腰包买下这幅画的，然后交给他当时主持的莫瑞泰斯保管。正是那块帷幕上的一部分褶皱，在1899年至1900年间被柏林修复师阿洛伊斯·豪泽重画过，布雷迪乌斯最信任的修复师就是他。
据《撒母耳记上》，年轻的大卫在扫罗王面前弹竖琴，为的是平息折磨国王的恶灵，有一次扫罗妒火中烧，把枪向他掷去。画家们通常画的就是掷枪的那一刻，伦勃朗却选了此前的一刻，扫罗还在听。国王坐在左边，头上缠着一个巨大的条纹头巾，橙金、粉红、蓝绿相间，头巾顶上有一顶小小的银色王冠，很容易被忽略。深红色帷幕的一道褶子贴在他的一只眼睛上，他用另一只眼睛看着我们，右手松松地垂在长枪的枪杆上。博物馆把这个手势描述为扫罗在悲痛中抓住了手边的第一样东西。右下方的大卫只露出头、肩和手，垂眼看着琴弦，带着淡淡的微笑弹奏，他上方几乎是一片空空的暗色背景。
2007年至2015年，这幅画在莫瑞泰斯接受研究和修复。结果发现，1830年至1869年间，有人把画布从扫罗和大卫之间剪开，又用锯齿状的接缝重新拼合，其间失去了一条画布，大卫上方被嵌进了一块别的画布，那是凡·戴克所画伊莎贝拉大公夫人肖像的一件早期摹本，而且是倒过来放的，四边还缝上了窄窄的布条。这幅画一共由15块拼成。修复师卡罗尔·波塔施谈到格尔森时说，他之所以看不出这是伦勃朗的画，是因为它被后来的补笔盖住了，根本看不见。2015年，博物馆宣布《扫罗与大卫》出自伦勃朗之手，分两个阶段画成，大约是1651年至1654年和1655年至1658年，不过其他研究者给出的年代在1646年到1660年之间。
莫瑞泰斯的画属于国家，从1995年起，博物馆作为一个独立基金会管理它们。1946年，布雷迪乌斯把25幅画遗赠给博物馆，其中就有这一幅，他的遗嘱用法语写明，这些画只能在该博物馆里展出。他也不允许把它们借给临时展览。布雷迪乌斯唯一的继承人是约瑟夫·克罗尼希，克罗尼希的继承人把国家告上法庭，声称这些画必须长期展出，尽管25幅中约有20幅当时并没有展出。2026年6月10日，海牙地区法院判定，国家并没有无条件展出这些画的义务，也不必归还，于是《扫罗与大卫》成了法院允许国家保留的25幅画之一。继承人宣布将提出上诉。
私人收藏家替国家做主
13. 约翰内斯·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约1665年
1881年，在海牙的一场拍卖会上，退役军官、家谱学家兼收藏家阿诺尔杜斯·安德里斯·德斯通贝花了两荷兰盾外加30分的附加费，买下了一幅又脏又破旧的画，画的是一个缠头巾的少女的头像。他把画送到安特卫普，在那里清洗并加衬了新画布。德斯通贝于1902年12月16日在海牙去世，没有继承人，人们这才发现他秘密立过一份遗嘱，按照遗嘱，他的12幅画归了莫瑞泰斯，其中就有这幅维米尔。
维米尔是在17世纪60年代中期画下她的，那是他最多产的几年。博物馆称这幅画为“特罗尼”，当时人们这样称呼一种不受委托而画的特定类型的头像，人物穿着奇特的服装，博物馆认为，这幅画很可能并没有具体的模特。为这样一幅头像，维米尔用上了群青，这是最昂贵的蓝色颜料，用阿富汗东北部开采的青金石制成。
少女越过左肩转向我们，嘴唇微张，两只眼睛里都有高光。头上缠着蓝色的头巾，一块黄布从头巾顶上垂到背后，她穿着黄色的外衣，领子又厚又白。珍珠挂在耳下，在脖子的阴影里，只用两笔画成，左上方是一点明亮的高光，下方是一片柔和的灰白反光，那是映在珍珠上的衣领。2018年，研究人员没有找到能挂住珍珠的钩子或耳环圈。在这幅画的说明里，博物馆称这颗珍珠大得不合常理。
也是在2018年，这幅画在展厅里当着观众被研究了两个星期，研究人员在显微镜下发现了眼睛周围细小的褐色睫毛，肉眼是看不见的。少女身后那片平涂的、几近黑色的背景，原先是一道有斜褶的深绿色帷幕，只是绿色颜料后来起了变化，变暗了。
14. 伦勃朗《两个非洲男子》，1661年
1656年，伦勃朗的财产因债务被登记造册，清单上在他的大画室里的画作中记着一幅伦勃朗所作、一张画上有两个摩尔人的画。莫瑞泰斯这幅画的落款是1661年。研究17世纪阿姆斯特丹黑人的历史学家马克·蓬特认为，这可能是同一幅画，1656年前已经动笔，后来才完成，不过清单上记的也可能是另一幅已经失传的画。蓬特在婚姻、洗礼和葬礼记录里找到了大约100名黑人居民，其中许多人住在伦勃朗位于约登布雷街的住宅周围的街区。他提出了模特可能的名字，即来自圣多美岛、住在伦勃朗家附近的曼努埃尔·费尔南多和巴斯蒂安·费尔南多兄弟，他自己也强调，这只是一种假设。莫瑞泰斯的结论更为谨慎，认为画中人很可能是阿姆斯特丹的自由黑人居民。
右边那个个子高些的人身体挺直，头转向左边，咧嘴笑着，露出牙齿，睁大的眼睛斜向一旁。他肩上搭着一块浅灰白色的布，布与脖子相接的地方，是整幅画最亮的地方。伦勃朗在他眼睛的内眼角点了一笔小小的橙红色，据博物馆说，这是整幅画上唯一的一点红色。左边的人低着头，垂着眼睛，双唇紧闭，脸在柔和的半明半暗里。背景的颜料涂得极薄，透出画布的纹理，下部三分之一只用快速的笔触勾了个大概。伦勃朗把签名和日期写在右上角。
布雷迪乌斯在1902年或1903年从伦敦一位画商手里买下这幅画，从1903年起把它作为自己的私人藏品放在他主持的莫瑞泰斯，算是暂借给博物馆。1946年，这幅画按遗嘱归了博物馆，它也在继承人与国家打官司所涉及的那25幅画之中（第12件）。很长时间里，它被称作《两个摩尔人》，后来博物馆给了它现在的名字。2020年，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展览，讲伦勃朗时代的阿姆斯特丹黑人，这幅画是展览构思和图录的中心。
15. 扬·斯特恩《老者如何歌唱，年轻人便如何吹奏》，约1668年至1670年
斯滕赫拉赫特家族的收藏直到1912年都挂在海牙朗格维弗贝赫街的一栋房子里，离莫瑞泰斯只有几步路。最后一位主人在遗嘱里要求把收藏卖掉，把钱分给亲属，1913年6月9日，这批收藏在巴黎的乔治·珀蒂画廊拍卖。伦勃朗协会理事会里的两位海牙成员发出了警报，协会为莫瑞泰斯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募捐，国家也同意出资，最终以37.5万法郎把斯特恩的这幅画留在了国内。在那场拍卖上，博物馆还买下了另外五幅画，而同一收藏中伦勃朗的《拔示巴》经画商杜维恩之手到了纽约收藏家本杰明·奥尔特曼那里，同一年进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这批收藏的创始人是莫瑞泰斯的第一任馆长约翰·斯滕赫拉赫特·范奥斯特卡佩勒。1816年，在瓦尔蒙德城堡举行的范莱顿男爵夫人收藏拍卖会上，他花1260荷兰盾为自己买下了斯特恩的这幅画，此后近一百年里，画一直留在他的后人手中。
莱顿人扬·斯特恩多次画过这句谚语，说的是孩子会学大人的坏样，而且他几乎总把自己也画进这类场景。这里，他就是右边那个戴高高黑帽、帽上系着粉白色缎带、正在大笑的男人，他亲手把一根长长的陶土烟斗凑到一个卷发、头发微红的男孩嘴里。桌边，一位戴黑色兜帽、鼻梁上架着眼镜的祖母正照着一张纸唱歌，手指顺着字行移动，纸上能读出这句谚语的开头，意思是前人怎么唱，后人就怎么吹，还有几小节乐谱。左边，一个女人穿着镶白毛皮的绿色天鹅绒短上衣和淡紫粉色的缎子衣裙，举着一只高脚酒杯，一个肩上搭着餐巾的年轻人从上方往杯里倒出一道细细的红酒。上方，一个戴毛皮帽的少年在吹风笛，窗边的栖木上站着一只红鹦鹉，桌上放着葡萄、切开的柠檬和锡盘里的牡蛎。
莫瑞泰斯还有另一幅同名的斯特恩作品，尺寸小一些，早几年画成，构图也不同。它曾属于威廉五世，1795年，法国人把它和威廉五世的全部收藏一起运往巴黎，1815年它又回来了。
16. 扬·斯特恩《吃牡蛎的少女》，约1658年至1660年
这块顶部呈圆弧形的木板只比明信片大一点，博物馆特别指出，它是为凑近细看而画的。少女穿着红色天鹅绒短上衣，镶着宽宽的白色毛皮边，俯身在桌上，歪着嘴角对我们笑，正往左手托着的一只打开的牡蛎上撒着什么。旁边的托盘里有一个掰开的面包、一个装着深色颗粒的纸包、一小堆盐和一把刀，桌上有一只画着鸟的德尔夫特陶壶和一杯淡色的葡萄酒。她身后是绿色的床帐，后屋门口，一个戴红帽的男人正在开更多的牡蛎，一个戴白色兜帽的女人看着他。在17世纪的观者眼里，加了盐的牡蛎、葡萄酒和床放在一起，就是一种求爱的邀请。
这样精细平滑的画法属于莱顿的画家，杰拉德·窦（第3件）和他的学生老弗兰斯·范·米里斯，斯特恩平时画的多是人多热闹的场面，在这里却让笔触适应了小小的尺寸。
亨利·德特丁从1900年起掌管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后来又出任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首脑，1936年退休时，他把一批名画送给了荷兰政府。其中五幅归了莫瑞泰斯，斯特恩的这块木板就在其中。1928年，德特丁在阿姆斯特丹西克斯家族收藏的拍卖会上以19万荷兰盾买下了它，在同一场拍卖上，他还以31.9万荷兰盾买下了杰拉德·特尔博赫的《写信的女子》，这幅画也在他送给莫瑞泰斯的礼物之中。同在这份礼物里的，还有弗兰斯·范·米里斯1661年画的《牡蛎餐》。
晚年的德特丁倾慕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出钱资助鼓吹与德国友好的宣传，其中包括周刊《德瓦赫》。他于1939年2月在圣莫里茨去世，那时战争还没有爆发。
战后，出钱的是国家、基金会和彩票
17. 伦勃朗《自画像》，1669年
1945年10月8日，一架载着26幅画的专机降落在斯希普霍尔机场，这是被掠走的艺术品第一次正式归还荷兰。伦勃朗的这幅自画像就在其中。它原属柏林收藏家马库斯·卡佩尔，卡佩尔起初答应把它送给柏林的凯泽-弗里德里希博物馆，后来因为手头拮据改了主意，画按继承传到了他的孙辈埃内斯特·拉特瑙和埃伦·拉特瑙手中，他们出身德国犹太家庭。1925年，拉特瑙家把它借给了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1940年德国入侵后，德国人把这幅画收走了，理由是卡佩尔的收藏列在受保护的德国文化遗产名单上，即使是暂时也不得离开德国。这幅画被指定给希特勒打算在林茨建造的博物馆，和根特祭坛画、维米尔的《天文学家》一起存放在奥地利阿尔陶斯湖的盐矿里。
这幅肖像归还给了拉特瑙家，1947年，莫瑞泰斯从他们的遗产中以30万荷兰盾买下了它。伦勃朗协会出了6万，另外提供了15万的无息贷款，其余的钱由私人筹集。
伦勃朗于1669年10月去世，这是他标着这一年年份的三幅自画像之一。博物馆认为，他在这幅画里看上去比另外两幅更老，所以称它可能是最后一幅。伦勃朗向右侧转过四分之三，在沉重的眼睑下看着观者。额头、鼻子和脸颊都用厚厚的颜料塑造，柔软的米褐色贝雷帽上有一道宽宽的赭金色带子，帽下露出灰白的卷发。X光片显示，贝雷帽下面原来是一顶朴素的白色亚麻便帽，是男人们在家戴的那种，博物馆认为，伦勃朗先是飞快地画下了镜子里看到的样子，至于在画像上戴哪顶帽子，是后来才决定的。
18. 弗兰斯·哈尔斯《大笑的男孩》，约1625年
按照约定，每年有九个月，直到原主人去世，《大笑的男孩》都要待在她巴黎的家里。1968年，西里西亚煤炭大亨弗里茨·冯·弗里德兰德-富尔德的女儿玛丽-安妮·冯·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以这样的条件和友情价把画卖给了莫瑞泰斯。此后五年，这块圆形木板在巴黎和海牙之间来回往返，1973年11月主人去世后，它才永远留在了海牙。出资购买的有伦勃朗协会、伯恩哈德亲王基金会和莫瑞泰斯之友。在此之前，博物馆只有哈尔斯的肖像画，而这是一幅不受委托的头像，画的是表情习作。
这块木板之前属于科隆收藏家阿尔贝特·冯·奥彭海姆。他的收藏原定于1914年10月在柏林拍卖，因为战争推迟到1918年3月，那时《大笑的男孩》被买下，归了弗里德兰德-富尔德家族。
男孩咧开嘴大笑，露出几颗用淡淡的笔触画成的牙齿，脸颊红润，眼睛斜向右边，越过了观者。蓬乱的红金色头发是大笔挥就的，哈尔斯在鼻梁上画了一道亮线，鼻孔只用两笔快速的深色短线点出。皱巴巴的白领子是用扁平粗钝的笔触画的，明显比脸部粗糙。左边背景上有画家姓名首字母组成的花押。
哈尔斯研究者克劳斯·格里姆在2023年至2024年发表的研究中认为，脸是哈尔斯画的，领子则出自画室里的某个助手。博物馆认为整块木板都出自哈尔斯之手。
19. 克拉拉·彼得斯《奶酪、杏仁与椒盐脆饼静物》，约1615年
一把银柄刀斜放在桌边，雕花的刀柄末端伸出桌沿，刀柄侧面用大写字母写着画家的名字克拉拉·彼得斯。据博物馆说，女画家还在这里留下了一幅自画像，那是锡制壶盖上一个极小的倒影。
桌面是从稍高的角度看的，背景几近全黑。左边的锡盘上叠着一摞奶酪。一大块浅色的圆奶酪被切开了，切面上有一道长长的窄槽，裂纹从槽边散开，前面放着一块青灰色的陈年奶酪，最上面是一块小奶酪和一碟堆得高高的带棱纹的黄油卷。中间是一只褐色的陶壶，有锡制的盖子，壶颈上有一个凸起的大胡子面具，右边是一只带盖的高脚杯，有镀金的箍，盛着琥珀红色的葡萄酒。一只青花瓷碗里盛着无花果干、杏仁和葡萄干，左边光秃秃的桌面上放着两个椒盐脆饼。
关于克拉拉·彼得斯本人，人们知道的不多。她大约在1607年至1621年间作画，很可能是在安特卫普，只画静物，是最早描绘摆着简单食物和贵重器皿的餐桌的画家之一。在北方，她也是最早在酒杯和锡器上画出自己倒影的画家之一，在她之前有扬·凡·艾克画中的那面凸面镜。
从1920年起，这幅静物画一直在法国的私人收藏中，1998年在巴黎的拍卖会上，它卖出了彼得斯作品的最高价，2012年6月，莫瑞泰斯从美国一位私人藏家手里买下了它。博物馆馆长埃米莉·戈登克称它是一位17世纪女画家的难得之作。按博物馆自己的统计，在馆藏的300多位画家中，女性有五位，她们是科洛、莱斯特（第10件）、范奥斯特韦克、彼得斯和勒伊斯。
20. 威廉·拜特维赫《露台上的欢乐聚会》，约1616年至1617年
库尔特·罗德原是职业军官，1920年退伍，在柏林做起了画商，给他出主意的是邻居、艺术史家威廉·冯·博德。1926年，博德把罗德收藏的一幅画着微笑少女的画作为维米尔的作品发表。这幅画卖到了美国，罗德用35万帝国马克的佣金在德国、奥地利、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拍卖会上买画。从1970年起，这幅“维米尔”就受到质疑，2008年以来，它被认为是伪造者汉·范米格伦的作品。1930年11月，罗德在柏林保罗·格劳佩的拍卖会上买下了威廉·拜特维赫的《欢乐聚会》。
罗德于1950年去世，1958年至2016年，他的继承人把这幅画长期寄存在柏林画廊。2018年，莫瑞泰斯用荷兰“银行汇划彩票”的钱从继承人手里买下了它，据博物馆说，在此之前，馆里还没有一幅17世纪初典型的风俗画。
拜特维赫生于鹿特丹，1612年加入哈勒姆的画家行会，曾照着弗兰斯·哈尔斯的画作素描，只活了三十出头。同时代人叫他“机智的威廉”。博物馆统计，他的油画只有六幅（柏林方面说是八幅），而素描约有125幅，蚀刻版画32幅，博物馆称这幅画是早期荷兰风俗画的关键作品，称拜特维赫是最早画欢乐聚会场面的画家之一。
场面布置得像舞台。左边，一大幅灰褐色的帷幕围着一根柱子收拢，右边立着一根带科林斯柱头的柱子，两者之间是凉廊、花园和远处的一座教堂。一张铺着白桌布的长桌横贯整个画面，白桌布下面垂下一块鲜红的布，一直拖到地上。左边，一个留八字胡、戴高高的灰帽、帽上插着红羽毛的男人懒洋洋地靠在柳条椅上，身旁的女伴穿着粉紫色的丝绸，向后仰着，看着我们。桌子中央放着一个馅饼，上面装饰着一只翘起尾巴的孔雀，地上扔着一把鲁特琴和摊开的乐谱，右边缘，一个披着猩红斗篷、穿着开衩红白紧身上衣、鞋上系着红色蝴蝶结的花花公子咧嘴笑着，直直地看着观者。
看完这20幅画之后
我们挑选的这些画，都看得出是谁、在什么时候决定这座宅邸里挂什么，所以许多深受观众喜爱的作品没有收进来。第二次来时，不妨从比滕霍夫的威廉五世亲王画廊看起，就是执政在1774年向公众开放的那座画廊。在莫瑞泰斯本馆里，值得找一找布雷迪乌斯遗赠的伦勃朗《荷马》、小汉斯·荷尔拜因的《罗伯特·切斯曼肖像》、雅各布·范·勒伊斯达尔的《有漂白场的哈勒姆景色》和扬·达维兹·德·海姆的《花瓶》。2026年9月，莫瑞泰斯和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联合买下了亨德里克·阿弗坎普约1625年画的《冰上打高尔夫的人》，并约定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轮流展出这幅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