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赛博物馆于1986年12月开馆，馆舍是建筑师维克多·拉卢为1900年世界博览会修建的一座火车站。新博物馆的藏品几乎全部取自国家原有的收藏。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艺术从卢浮宫、从网球场美术馆（1947年起印象派作品就在那里展出）以及从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搬到了这里。许多画在进入卢浮宫之前，曾在卢森堡博物馆挂过多年，国家买下在世艺术家的作品，就送到那里。
1863年，拿破仑三世在沙龙上买下了亚历山大·卡巴内尔的《维纳斯的诞生》，而同一届沙龙的评审团拒绝了爱德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这幅画后来在落选者沙龙上展出。43年后，一位私人收藏家把《草地上的午餐》捐了出来，它这才进入国家收藏。法国留下哪些作品，不同年代由不同的人决定，有皇帝和议会，有卢浮宫的研究员和私人捐赠者，有凑钱的艺术家，也有用一幅画来缴遗产税的继承人。
皇帝与画家的妹妹（1879年至1881年）
1. 亚历山大·卡巴内尔《维纳斯的诞生》
1870年第二帝国垮台后，拿破仑三世用皇室专款，也就是皇帝个人的预算买下的财产被查封了。围绕这些财产的争执一直拖到1879年。最后裁定，各处皇家宅邸里的作品归国家所有，卢浮宫的研究员从中挑出具有“历史或艺术价值”的作品，看的是画家和画作本身的名气。皇帝在1863年沙龙上为自己买下的《维纳斯的诞生》被他们留了下来。国家的藏品清册里记着，这幅画是依据1879年的法院判决没收并移交给国家博物馆的。1881年它被送进卢森堡博物馆，1923年进了卢浮宫。
维纳斯躺在一道小浪的浪尖上，脚朝左，头朝右。她把右臂搭在脸上，从肘弯下露出半睁半闭的眼睛，像是还没睡醒。红中带金的头发顺着浪头在水面上散开。五个小爱神在她上方排成一道弧线飞过，其中两个在吹海螺。身体画得光滑，几乎没有阴影，看不出笔触，整幅画上比她更亮的只有她肩下的白色浪沫。
对这种光滑，当时的人看法不一。泰奥菲勒·戈蒂埃1863年写道，这身体仿佛是用浪花的雪白泡沫塑成的。埃米尔·左拉在1867年世界博览会上看到这幅画，说维纳斯是“一个迷人的洛雷特”，也就是被人包养的女子，泡在一条牛奶河里，是用“一种杏仁膏似的东西，白里透粉”做成的。作家若利斯-卡尔·于斯曼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奶油维纳斯”。
2. 居斯塔夫·库尔贝《奥尔南的葬礼》
1849年至1850年的冬天，30岁的居斯塔夫·库尔贝在家乡、弗朗什-孔泰的奥尔南画这幅画，画室是外祖父母从前住过的那栋房子的阁楼。阁楼放这么大的画布太挤，库尔贝只能一段一段地画，其余部分卷起来。他在给朋友、评论家尚弗勒里的信里抱怨说，自己是在盲画，没法退后看画。画布长近七米，人物与真人等大。当时这种尺幅是留给历史和宗教场面的，这里画的却是一个外省小镇在安葬镇上的一个居民。下葬的是谁，从画上看不出来，历史学家给出过各种答案，从1848年去世的画家外祖父，一直到共和国本身的葬礼。
模特是奥尔南的居民，一个接一个来摆姿势。库尔贝在信里列举了镇长、本堂神父、治安法官、公证人、他自己的父亲、唱诗班的男孩、掘墓人，还有两个1793年的老革命者。这两人站在画面中央偏右，穿着半个世纪前的衣服，短裤和绑腿，他们面前有一条白身黑头的狗。穿白衬衫的掘墓人单膝跪在墓穴边上，眼睛望向一旁，没有看神父。一片黑衣之中，只有两个身穿红袍、头戴高高红帽的教堂执事格外显眼。墓穴本身被画面的下边切掉了，观者就像站在墓穴的另一边，旁边翻起的泥土上放着一个头骨和几根骨头。
库尔贝刚得了1849年沙龙的奖章，因此《奥尔南的葬礼》免经评审，参加了1850年至1851年的沙龙。评论家骂画中的面孔丑陋，也没有人买。1864年库尔贝说，这幅画的画框已经碎了，内框挪作了别用，画布卷着，状况很差。
巴黎公社之后，库尔贝被判定对拆毁旺多姆圆柱负有罪责，还被判承担重建的费用。他去了瑞士，1877年12月31日死在那里。1881年，他的妹妹兼继承人朱丽叶特把《奥尔南的葬礼》捐给了国家，1882年这幅画第一次在卢浮宫展出。同样是在1881年，朱丽叶特把哥哥的另一幅大画《画家的工作室》送去拍卖了。
在2025年至2026年的修复中，画上发黄的清漆被清除，原先折到内框背面的画边也展开了。画布下缘因此露出了窄窄一条库尔贝画的部分。
遗孀、画家们和诗人（1890年至1891年）
3. 让-弗朗索瓦·米勒《拾穗者》
让娜-亚历山德琳·波默里是一位遗孀，掌管着兰斯的波默里香槟酒庄，她想为卢浮宫买下米勒的《晚祷》，没有买成。1889年10月3日，她的中间人、兰斯的艺术赞助人路易·吉约坦转来一封信，信中说她改为买下了《拾穗者》。她付给画的主人比朔夫斯海姆30万法郎，当即决定把画捐给国家。
米勒是诺曼底农民的儿子，1849年起住在枫丹白露森林边的巴比松村，在那里画农民的劳作。画上三个女人在收割过的田里拾麦穗。两个弯着腰，头低得比背还低，第三个正直起身来，手里握着一把麦穗，从左往右看，是同一个动作的三个阶段，伸手、拾起、直腰。太阳低低地挂在左边，影子朝右伸，脸都在阴影里。远处金色的薄雾里有巨大的麦垛、一辆大车和割麦的人，右边房屋旁有一个骑在马上的小小身影，是监工。收割后拾麦穗是穷人由来已久的权利，地方上的规定对此有所限制，监工就是来看着大家守规矩的。
在1857年的沙龙上，保守派评论家保罗·德·圣维克多把三个女人称作“贫困的三位命运女神”，自由派的埃德蒙·阿布则称赞这幅画朴素严谨。沙龙之后，画以2000法郎或3000法郎售出，两个数字在资料里都有。
波默里夫人把画捐给国家，同时保留终身使用权。卢浮宫的研究员于1890年1月30日接受了捐赠，3月15日法令签署，3月18日波默里夫人去世。
4. 爱德华·马奈《奥林匹亚》
女人躺在两个白色大枕头上，直直地看着观者，目光平稳，没有表情。她身上只有颈间一条挂着珍珠坠子的黑丝带、一只金手镯、头发上一朵粉红色的花和一双拖鞋。她的左手紧紧按在大腿上。一个黑皮肤的女仆递给她一束用白纸包着的花，女主人却不看那束花。床尾站着一只弓着背、竖着尾巴的小黑猫，衬着深色的墙壁几乎辨认不出，只看得见两只黄眼睛。光从正面平平地照在身体上，几乎没有阴影，形体全靠轮廓撑住。
模特是马奈常用的模特维多琳·默朗，她后来自己也成了画家，还在沙龙上展出过作品。《草地上的午餐》里坐着的也是她。艺术史学家丹尼丝·默雷尔查明，女仆名叫洛尔，住在离马奈不远的巴蒂尼奥勒街区。
马奈1863年画了《奥林匹亚》，1865年在沙龙上展出。《世纪报》写到这个女人，说她“在停尸房的台子上至少躺了两天”，“肚子开始发绿”。一个月后，主办方把画移到了门的上方，离观众的视线远远的。画一直没有卖出去，1883年马奈死后，归了他的遗孀苏珊娜。
1889年7月，画家克劳德·莫奈和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一起发起认捐，要从遗孀手里买下《奥林匹亚》献给国家。埃德加·德加出了100法郎，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出了25法郎，还在信里解释说，他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在报刊上为马奈辩护的左拉，拒绝认捐。1890年2月7日，莫奈代表认捐人把画献给公共教育部长阿尔芒·法利埃。总共筹得19415法郎。国家接受了这份礼物，把画放进卢森堡博物馆，尽管认捐人争取的是卢浮宫。1907年，莫奈的朋友、已经当上总理的乔治·克列孟梭下令把《奥林匹亚》移进卢浮宫。
5. 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灰与黑的协奏曲第一号（画家的母亲）》
在法国买下这幅画之前，詹姆斯·惠斯勒不止一次拿它去抵押。他是美国人，在巴黎学的画，住在伦敦。1878年，他告评论家约翰·罗斯金诽谤，官司打赢了，判得的赔偿只有一法寻，他却因诉讼费用破了产。1878年至1879年，母亲的肖像押在伦敦经营版画的格雷夫斯公司，破产清算时估价500英镑，惠斯勒分几次才把它赎回来。1886年，他又一次把画押了出去，这回押给剧院经理人理查德·多伊利·卡特，押金同样是500英镑。
画是1871年在切尔西画的。模特没来，惠斯勒便请母亲安娜·惠斯勒来摆姿势，她当时六十多岁。起初她站着，后来累了，儿子就让她坐下。母亲坐在右边，完全侧身，脸朝左。黑裙子从肩膀到地面画成一整块平平的深色，看上去像一个剪影。暖色只出现在脸和手上。她头戴白色蕾丝软帽，垂着长长的带子，交叠的双手握着一方白手帕，脚踩在一张矮脚凳上。灰墙上挂着一幅黑框、宽白衬纸的蚀刻版画，是惠斯勒本人刻的泰晤士河边的仓库，左边深色的帘子上，在细碎的花纹之间，隐约可见他的签名，一只圈在圆里的蝴蝶。
惠斯勒给画取这样的名字，是为了把颜色放在第一位。“画家母亲的肖像”这个副标题，在1872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首次展出时就已经有了。
1891年，这幅肖像在巴黎的古皮尔画廊展出。诗人斯特凡·马拉美、评论家泰奥多尔·迪雷和罗歇·马克思，还有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一起张罗让国家买下它。他们有意把价格定得很低，好让国家点头，1891年11月30日，国家花4000法郎买下了这幅画，登记为“一位老妇人的肖像”。马拉美写道，卢森堡博物馆对这幅画来说不过是卢浮宫的前厅。1892年初，惠斯勒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
1934年，美国邮政为母亲节发行了一枚印有这幅画的邮票，裁掉了一部分构图，还添画了一瓶花。
卡耶博特的遗赠（1894年至1896年）
6.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煎饼磨坊的舞会》
记者乔治·里维埃是雷诺阿的朋友，画中围坐在桌边的那群人里就有他，后来他自己也写过这幅画。据他1921年的回忆，1876年夏天，雷诺阿在蒙马特的科尔托街租下一座旧房子，紧挨着煎饼磨坊，那是老风车旁边的一个露天舞场，雷诺阿画这幅画的整段时间都住在那里。来当模特的是他的朋友，有画家也有文人，还有蒙马特的姑娘们。里维埃说，桌边坐着的是他自己、画家弗朗-拉米和诺贝尔·格纳特，以及两姐妹让娜和埃斯特尔。长凳上穿条纹裙的姑娘，通常被认为是埃斯特尔。1877年春，这幅画在第三届印象派画展上展出，里维埃在自己办的小报《印象派》上写道，这是“一页历史，一座珍贵的巴黎生活纪念碑，画得分毫不差”。
光线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面、草帽和深色外套的背上落成淡蓝和淡黄的光斑。雷诺阿把阴影画成了蓝色。前景的脸柔和温暖，再往远处，人群就散成了笔触和晃动的帽子。左下角，画框切掉了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金发孩子的脸，像一张随手拍下的照片。
买下这幅画的是古斯塔夫·卡耶博特，他是出身富家的画家，买朋友们的画，还出钱给他们办展览。据博物馆的资料，他是在1877年到1879年4月之间买下的。卡耶博特于1894年2月21日去世，把自己的收藏遗赠给国家，条件是这些画先进卢森堡博物馆，再进卢浮宫。他指定雷诺阿为遗嘱执行人。国家只接受了一部分藏品，画作于1896年移交，1897年起在卢森堡博物馆的一座附属建筑里展出。
《舞会》还有第二个版本，尺寸小一些，画得更放松，一直留在私人手中。1990年，在纽约苏富比的拍卖会上，日本企业家齐藤了英以7810万美元买下了它。
7. 克劳德·莫奈《圣拉扎尔火车站》
雷诺阿的儿子、电影导演让·雷诺阿在1962年写父亲的书里，转述了父亲讲的一个关于莫奈的故事，这是事隔几十年后才记下来的，应当当作家族传说来听。身无分文的莫奈穿上最好的衣服，戴上镶蕾丝的袖口，拿着金头手杖，去见西部铁路公司的经理。经理对这位画家敬重有加，竟下令让火车暂缓发车，清空站台，往机车炉膛里多添煤，好让它们冒出尽可能浓的烟。
文献可以确证的是，1877年1月，莫奈获得西部铁路公司的许可，在圣拉扎尔火车站作画。从这里发出的火车开往诺曼底，也开往他当时居住的阿让特伊。1877年头几个月，他在那里画了十来幅画。据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资料，附近蒙塞街上一间小公寓的房租是卡耶博特替他付的。
视角取自车站的雨棚之下。屋顶两块沉重的斜面在中间合成一个高高的三角形，里面是天光，还有一柱蓝色的蒸汽，几乎正好在中央。下方一辆黑色机车正对着观者，被白烟遮住了一半。阳光从屋顶的投影之间落在铁轨上，莫奈用黄色、赭色和紫色的色块来表现它。铁、蒸汽和天空都用同样短促的笔触画成。
1878年3月10日，卡耶博特花685法郎从莫奈手里买下这幅画，1896年，它和遗嘱中的其他画作一起进入了卢森堡博物馆。
埃米尔·左拉1877年写莫奈画的火车站，说在画里听得见火车的轰鸣，看得见巨大雨棚下翻滚的烟雾。1890年，他把圣拉扎尔火车站写成了小说《衣冠禽兽》的场景之一。
8. 古斯塔夫·卡耶博特《刮地板的工人》
1875年的沙龙评审团拒绝了当时26岁的古斯塔夫·卡耶博特的这幅画。一般认为，评审团嫌题材粗俗，画的是半裸的工人在干活。卡耶博特出身富家，师从沙龙画家莱昂·博纳，1873年考入巴黎美术学院，这幅画本是为在沙龙上按常规亮相而准备的。落选后，他加入了印象派，1876年4月在他们的第二届画展上展出了《刮地板的工人》，并成了这个团体最主要的买家和赞助人之一。左拉1876年看到这幅画，肯定了它的长处，却又嫌它过分精确，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绘画。
卡耶博特的遗嘱涉及的是他朋友们的画。这一幅是1894年由他的继承人和身为遗嘱执行人的雷诺阿另行捐给国家的，1896年进入卢森堡博物馆。
地板是从上往下看的，仿佛观者就站在工人们上方，地板陡陡地朝远处的墙升上去，墙只剩顶上窄窄一条。三个男人光着上身跪在地上，刮掉地板上的旧漆。左边和前面的木板已经变浅，几乎露出了原木，右边的还是深色的，深色木板上拖着长长的亮条，那是窗户的反光。手边散落着卷曲的刨花，右边缘放着一瓶葡萄酒和一只没喝完的杯子。右边两人把头凑在一起，好像在说话。
收藏家们（1906年至1911年）
9. 爱德华·马奈《草地上的午餐》
1906年7月，画家兼收藏家艾蒂安·莫罗-内拉东把自己的大约100幅油画和大约20件水彩、粉彩和素描捐给了国家。其中有莫奈的《罂粟花》、柯罗的大约40件作品，还有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这幅画是1900年他从画商杜朗-吕埃尔手里得来的。后来他又在1907年和1919年追加了两批捐赠，附带的条件要求博物馆展出它们。这批收藏划归卢浮宫，不过1907年至1934年间是在装饰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地点在卢浮宫宫殿的一翼马尔桑楼，《草地上的午餐》直到1934年才进入卢浮宫本馆的展厅。
在1863年的落选者沙龙上，这幅画以《沐浴》为名展出，遭到嘲笑，也没有找到买主。1871年马奈给它估价25000法郎，1878年则以2600法郎卖给了收藏他作品的歌剧男中音让-巴蒂斯特·福尔。
裸体女人侧身坐着，手托下巴，脸径直转向观者。她的身体明亮而扁平，挨着男人们的深色礼服，白得几乎像粉笔。男人们的目光越过了她，右边那个戴流苏软帽的人正说着什么，伸出一只手，掌心向上。画得最清晰的是左下角的静物，一条蓝色连衣裙、一顶草帽、一只打翻的篮子，篮子里滚出了水果、一个圆面包和一只银酒壶。中景小溪里的女人按她所在的距离来说太大了，好像悬在前景三个人的上方，画面顶端的枝叶间飞着一只红腹灰雀。
模特是维多琳·默朗，也就是《奥林匹亚》的那位模特。马奈画两个男人时，用的是雕塑家费迪南·伦霍夫，他妻子的弟弟，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弟弟，欧仁或者古斯塔夫，谁是谁，研究者至今还在争论。构图参照了卢浮宫的《田园合奏》，这幅画当时被认为出自乔尔乔内之手，如今归在提香名下，还参照了马尔坎托尼奥·雷蒙迪根据拉斐尔《帕里斯的评判》刻的版画。
莫罗-内拉东后来成了马奈的传记作者，他的《马奈自述》于1926年出版。
10. 让-弗朗索瓦·米勒《晚祷》
1889年7月1日，巴黎拍卖欧仁·塞克雷坦的收藏。塞克雷坦是一位实业家，同年春天铜价暴跌，他随之破产。拍卖特意安排在世界博览会期间，目录印了法文和英文两种，为的是吸引美国人。争夺《晚祷》的一方是马奈的朋友、前美术部长安托南·普鲁斯特，他代表一群艺术爱好者为卢浮宫竞价，另一方是纽约美国艺术协会的詹姆斯·萨顿。画以55.3万法郎落到了普鲁斯特手里，全场高呼“法兰西万岁！”。
买画的钱应当由议会拨付。议员爱德华·洛克鲁瓦警告说，不然这幅画就会被运到美国巡展，挂上“被法国议会拒绝”的牌子，雅克·萨利斯则力陈，55.3万法郎对共和国来说太贵了。法案没来得及送交参议院，7月中旬就被撤回了。普鲁斯特把画让给了美国人，1889年至1890年，画在美国巡回展出。1890年，巴黎卢浮百货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肖沙尔把画买下，带回了法国，据不同的说法，付了75万到80万法郎。肖沙尔1909年去世，把自己的收藏遗赠给卢浮宫，共100多件油画和青铜像，几乎全是法国作品，1910年1月15日，这份遗赠由法令批准。
米勒于1875年1月去世，他生前回忆说，这幅画的构思来自童年。他的祖母在田里一听到教堂的钟声，总要停下手里的活，让大家为可怜的亡者念一遍三钟经，天主教徒在早晨、中午和傍晚听到钟声时念这段祷文。画上太阳已经落山。一男一女低着头站在土豆地里。女人双手合在下巴底下，男人把帽子捧在胸前。两人之间的地上放着一篮土豆，左边一把草叉插在土里，右边是一辆装着麻袋的手推车，地平线上，在女人头部右侧，隐约可见一座教堂的尖顶。
1932年8月11日，工程师皮埃尔·吉拉尔在卢浮宫用一把折叠小刀划破了这幅画。修复师当时承诺，除了天空上的那道裂口，其余损伤都能修得看不出来。
萨尔瓦多·达利认为，米勒起初在篮子的位置画的是一口儿童小棺材，没有任何博物馆或实验室的出版物证实过这一点。应达利的请求，卢浮宫的实验室拍了一张X光片，片子上篮子底下有一个被涂掉的深色长形轮廓，达利把它印进了1963年出版的《米勒〈晚祷〉的悲剧性神话》一书。
11. 埃德加·德加《在咖啡馆（苦艾酒）》
女演员艾伦·安德雷和画家兼版画家马塞兰·德布坦都是德加的朋友，德布坦是皮加勒广场新雅典咖啡馆的常客，1876年前后印象派画家常在那里聚会。两人在画室里给德加当模特。德加让他们坐在这家咖啡馆的桌边，把场面安排得像是偶然瞥见的一样。
三张没有桌腿的灰白大理石桌面从左下角呈之字形伸展开来，空荡荡的大理石占去了画面左边和下边的全部。两个人坐在右上角。穿浅色衣裙、戴小帽的女人垂着肩膀，目光向下，望向一旁。她面前放着一杯浑浊的黄绿色液体，那是苦艾酒，杯子离男人的桌子比离她自己的更近。穿黑衣、叼着烟斗的男人望向右边，看向画框之外，画面的右边缘截断了他的手和烟斗。他们身后的镜子里只映出两个模糊的深色后脑。
德加本人给这幅画取名《在咖啡馆》。1876年，布莱顿的亨利·希尔上尉通过一位伦敦画商买下了它，在当地以《法国咖啡馆速写》为题展出，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1892年2月19日，希尔的收藏在佳士得拍卖，这幅画一亮相就招来一片嘘声。1893年，画在伦敦的格拉夫顿画廊展出，第一次用了《苦艾酒》这个标题，报上随即掀起一场风波。画家沃尔特·克兰称它是“一幅人类堕落的习作，男人和女人都在堕落”。公众把安德雷和德布坦当成了真正的酒鬼。
同在1893年，银行家兼收藏家伊萨克·德·卡蒙多伯爵在巴黎买下了这幅画，1911年，根据他的遗嘱，它和他收藏的德加、莫奈、塞尚作品一起进入了卢浮宫。
12. 保罗·塞尚《打牌者》
两个男人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旁，看着各自手里的牌。两人之间立着一个深色酒瓶，瓶身上有一道白色的高光，几乎把画布正好分成两半。左边的人嘴里叼着一支短短的白色陶土烟斗，身形暗、直、紧凑，把牌拿在胸前。右边的人穿浅色外套，身形更长、更沉，低低地俯在桌上，被画布右边缘截去了一部分。桌布从桌子前沿垂下，形成一道扁平的褶子，两人头顶上方的背景则化成了橄榄色、绿色和紫色的色块。
19世纪90年代初到中期，年过五十、主要在家乡艾克斯-普罗旺斯作画的保罗·塞尚，画了五幅打牌者。其中两幅画的是好几个人围桌而坐，如今分别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巴恩斯基金会，另外三幅里都只有两个玩牌的人。奥赛的这一幅是三幅里最小的，长期被认为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幅，不过2010年的技术研究对这一顺序提出了质疑。
这幅画的第一位主人是画商昂布鲁瓦兹·沃拉尔，1895年他为塞尚办了第一次个展。1907年5月4日，伊萨克·德·卡蒙多伯爵买下了它，1911年，它随他的遗赠进入卢浮宫。
1961年，卢浮宫把这幅画借给艾克斯-普罗旺斯旺多姆馆的塞尚展。8月12日夜里到13日凌晨，八幅塞尚的画从那里被偷走，《打牌者》也在其中。当时只有一名宪兵在楼下值班，警报器也没有响。11月10日，画还在寻找之中，法国邮政发行了一枚印着塞尚《打牌者》的邮票。1962年4月11日，有人给警察打了匿名电话，随后画在马赛一辆被丢弃的失窃标致404汽车里找到了。
给塞尚当模特的是艾克斯附近家族庄园雅德布方的雇工。根据他的作品编目，其中一个玩牌的人名叫波兰·波莱，每坐一次付给他五法郎。
两次大战之间（1920年至1936年）
13. 居斯塔夫·库尔贝《画家的工作室》
朱丽叶特·库尔贝，也就是1881年把《奥尔南的葬礼》捐给国家的那位妹妹，同年12月9日在德鲁奥拍卖行以21000法郎把《画家的工作室》卖给了阿罗画廊。后来巴黎收藏家维克多·德福塞买下了它。他死后，遗孀在他的遗物拍卖会上又把画买了回来，直到1919年，这幅宽近六米的画布一直挂在伽利略街德福塞宅邸里，充当业余剧场的背景幕。1920年2月13日，靠公众认捐和卢浮宫之友协会出的钱，这幅画为卢浮宫买了下来。通常给出的价格是70万法郎。
库尔贝在1854年至1855年冬天于奥尔南画成这幅画，为的是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他给它加了一个副标题，“真实的寓言，概括我七年来的艺术与道德生活”。这七年他是从1848年革命算起的。
画面中央坐着库尔贝本人，正在画一幅风景，画架上的这幅风景是整幅画里最亮、最蓝的地方。他肩后站着一个裸体模特，把一条白床单按在胸前，她的衣裙堆在地上，粉白一团。画家膝边一个穿木鞋的男孩看着画布，下面一只白猫在玩耍。库尔贝在给尚弗勒里的信里说，他在左边安排了“日常生活的另一个世界，民众、贫困、财富、被剥削者、剥削者”，右边则是“股东们”，也就是朋友和艺术爱好者。右边缘坐着看书的是夏尔·波德莱尔。库尔贝应诗人的要求，把画在他身旁的情人让娜·迪瓦尔涂掉了，时间久了，颜料变得透明，她的身影又慢慢显露出来。
1855年博览会的评审团接受了库尔贝的11件作品，却拒绝了这一幅和《奥尔南的葬礼》。库尔贝在博览会旁边自建了一座展馆，称之为现实主义馆，把《画家的工作室》挂作第一号展品。欧仁·德拉克洛瓦独自去看，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在日记里写道，“我在他被拒绝的这幅画里发现了一件杰作，我无法把目光从这景象上移开。”
14. 克劳德·莫奈《花园中的女人》
1866年春，克劳德·莫奈在巴黎附近阿夫赖城租住的房子的花园里，开始画一幅高两米半多的画，其中一部分是直接在户外画的。为了够得着画的上部又不改变视点，他在花园里挖了一条沟，把画布放下去。莫奈当时25岁，手头没钱。
左边三个女人的模特都是他的女友、后来的妻子卡米耶·东西厄。四个穿着裙撑长裙的女人在树荫下或站或坐，一棵细细的分叉小树把画面一分为二。中间坐着的女人，白裙子在草地上铺开成一个巨大的圆，缀着黑色饰带，阳光斜斜地切过裙面。阴影里的白裙泛着冷冷的蓝色。右边红发的女人伸手去够一根树枝，像是脚几乎不沾地地朝它滑了过去。2020年至2021年修复时发现，左边穿条纹裙的女人是莫奈后来补画上去的，签名也从中间挪到了右下角。
1867年沙龙的评审团拒绝了这幅画。莫奈的朋友、画家弗雷德里克·巴齐耶以2500法郎买下它，每月付50法郎，好在卡米耶怀孕期间接济莫奈。1870年，巴齐耶在普法战争中战死于博讷拉罗朗德，画由他父亲继承。莫奈作品编目者丹尼尔·威尔登斯坦记述了一种说法，1876年，巴齐耶的父亲拿这幅画与马奈交换了雷诺阿画的儿子的肖像，马奈又用它向莫奈换了一幅莫奈的作品。
此后，《花园中的女人》在莫奈身边留了45年，先在阿让特伊，后在吉维尼。1921年，国家以20万法郎从画家手里把它买下，给了卢森堡博物馆。同一时期，莫奈正与国家商谈捐赠《睡莲》，1922年4月12日签署了19幅画板的捐赠书。
15. 保罗·高更《海滩上的塔希提女人》
保罗·高更在塔希提把这幅画送给了一位阿尔诺船长。船长的女儿威尔莫特夫人把它留在帕皮提，一直到1920年，所以这幅画在岛上待了大约30年。后来它归了居伊·德·肖莱子爵，1923年，子爵的姐妹维塔利伯爵夫人为纪念这位兄弟，把它捐给了国家。
1891年6月，高更在德鲁奥拍卖行卖掉自己的作品，凑足了旅费，乘船到了帕皮提，这幅画是他到塔希提头几个月画的。两个女人坐在黄色沙滩上，几乎占满了整块画布，右边那个大得画框都容不下，膝盖和裙摆伸出了右边缘。左边的背对着我们，一只手撑着地，低着头。她留着长长的黑发，系着黄丝带，耳后插一朵白花，身穿印着大片白叶子的鲜红色帕雷欧裹裙。右边的盘腿坐着，穿一件宽大的粉红色长袖连衣裙，扣子一直扣到脖子，这种裙子是传教士带到岛上的。她用橙色的棕榈纤维编着什么，眼睛斜瞟向观者。两个女人彼此都不看对方。沙滩后面依次是一条条深色的水、翠绿的陆地和翻着白浪的深色大海。
1892年，高更在《帕劳·阿皮》（《有什么新鲜事？》）一画中重复了这一构图，那幅画如今在德累斯顿，画中右边的女人换上了条纹帕雷欧。
16. 弗朗索瓦·蓬蓬《北极熊》
1922年，弗朗索瓦·蓬蓬的石膏北极熊在巴黎秋季沙龙上让他一举成名，那年他67岁。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是石雕代工，也就是把别人的模型转刻成大理石，其中也为卡米耶·克洛岱尔和奥古斯特·罗丹干过。1905年前后，他开始专做动物，在巴黎植物园的动物园里画动物、塑动物，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可以固定在胸前的便携工作台，好一边跟着动物走一边捏黏土。他先把所有细节都塑出来，再一点点去掉。
1927年，国家出25000法郎，为卢森堡博物馆订制了一件大型石雕版本。《新欧洲》杂志的主编、记者路易丝·韦斯在部长爱德华·赫里欧面前为蓬蓬说了话，银行家兼收藏家大卫·大卫-威尔捐出了一块石灰石。在巴黎附近马拉科夫的工作室里，石雕代工让-若阿基姆·叙佩里在蓬蓬的监督下把熊刻了出来，这一次，是别人为蓬蓬本人把模型转刻成石头。熊于1929年2月16日交付。1939年，它从卢森堡博物馆转到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1986年进入奥赛。1922年那件著名的石膏像和这件石雕是两件不同的雕塑。
这头与真熊一般大小的熊迈着柱子般笔直的腿向前走，一只后脚的脚跟已经离开了底座，像是在蹬地发力。头抬在又长又粗的脖子上，嘴鼻上扬，像在嗅着什么。石面光滑、哑光，没有一道刻痕来表示皮毛。眼睛只点了两个小点，嘴是一道细细的刻线，这道线让熊看上去像在微微发笑。蓬蓬说过，他喜欢“没有孔洞、没有阴影”的雕塑。
蓬蓬于1933年去世，留给国家大约300件作品，其中大部分在1948年移交给了第戎美术馆。
17. 亨利·德·图卢兹-劳特累克，为拉·古留的游艺棚画的装饰画板
拉·古留，本名路易丝·韦伯，是红磨坊歌舞厅的康康舞明星，1895年她离开那里，在王座集市上租了个摊位，开了自己的游艺棚，表演“东方”肚皮舞。她请朋友亨利·德·图卢兹-劳特累克为门面画两幅大画。1891年，劳特累克曾为红磨坊画过一张海报，让她声名大噪，这次他画了两块装饰画板，每块高宽都在三米左右，挂在外面的入口处，任凭日晒雨淋。
左边的画板上，拉·古留在红磨坊与无骨人瓦朗坦共舞，那是她的过去，右边的画板上，她在游艺棚里当着观众跳新的“摩尔舞”，那是她的现在。背景劳特累克几乎都没有画满，人物是用画笔蘸深色直接在棕色画布上勾出来的，只有一部分填了颜色。完全上了色的是拉·古留本人，绿裙子下翻涌着白色衬裙，她的舞伴，戴高礼帽的瘦长个子瓦朗坦，几乎只有几笔线条。在右边画板的观众里，研究者认出了一个戴高礼帽的胖男人，是奥斯卡·王尔德，右边个头最大的是蓄着尖胡子的评论家费利克斯·费内翁。
1900年游艺棚倒闭，收藏家乔治·维奥医生买下了这两幅画布。1907年他的收藏被拍卖，画板转到画商奥德贝尔手里，1926年，奥德贝尔把两幅画布裁成八大块，每块绷上单独的内框，装进画框，当作一幅独立的画。1929年，国家从一位藏家于格·西蒙手里买下了这些画块和画布碎片，画有无骨人瓦朗坦的那一块由奥弗雷先生捐赠。1930年，两块画板被重新拼合起来。
画布上的接缝看得见，一条条直线把画面分成一个个长方形，直接穿过人物，左边画板上瓦朗坦脚下还嵌了一条颜色较浅的画布。
18. 贝尔特·莫里索《摇篮》
年轻女子坐在左边，侧着脸，手托下巴，看着熟睡的孩子。摇篮占了画面整个下半部和右边缘，一道白色细纱帐从上方垂下来，斜着穿过画面，连母亲胸前都被挡着。隔着纱能看到孩子，眼睛闭着，头边弯着的小手臂和母亲弯着的手臂是同一个姿势。女人用另一只手扶着摇篮边。整幅画几乎只用了白色、灰蓝和淡粉色，深色的只有母亲的外衣和右边缘的一条。
画中是贝尔特·莫里索的姐姐埃德玛·蓬蒂永和她的女儿布朗什，布朗什生于1871年12月23日。姐妹俩一起学过画，可埃德玛嫁给海军军官阿道夫·蓬蒂永以后，去了洛里昂，放下了画笔。
1874年春，贝尔特·莫里索是第一届印象派画展参展者中唯一的女性，画展在嘉布遣大道上摄影师纳达尔从前的工作室里举行。她展出了九件作品，《摇篮》也在其中。画没有卖掉，莫里索便不再出售它。1895年她去世时，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无职业”。
画一直留在家里，1930年，卢浮宫从布朗什·福尔热夫人手中买下了它，她娘家姓蓬蒂永，正是摇篮里的那个孩子，当时已经58岁。
19. 埃德加·德加《十四岁的小舞者》
玛丽·范·格滕1865年6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贫穷的比利时家庭。她和姐妹们在歌剧院的芭蕾舞学校学习，1879年她满14岁，大约就在那时，埃德加·德加以她为模特塑造了这件雕塑，雕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1882年5月，她因缺课被学校开除，此后她的下落，传记作者始终没能查清。
德加用上了色的蜡在骨架上塑成她，给她穿上真的丝绸紧身胸衣、薄纱芭蕾舞裙、长袜和芭蕾舞鞋，在头发上系了缎带，还戴上用真人头发做的假发。1881年4月，他在第六届印象派画展上把这件雕像放在玻璃展柜里展出。这是德加唯一公开展出过的雕塑。评论家保罗·曼茨在《时报》上问，她为什么这么丑，一位评论者称她“有点像猴子，有点像阿兹特克人”。
1917年9月德加去世后，人们在他的画室里发现了大约150件蜡像。继承人与铸造师阿德里安-奥雷利安·埃布拉尔达成协议，由他把这些蜡像铸成青铜，《小舞者》铸了将近30件。德加从未许可过铸造，他的青铜像全都是身后铸的，所以奥赛展出的是作者死后制作的复制品。这一件标有字母P，1930年由国家买下，1931年进入卢浮宫。文件上写着，这次购买得以实现，要归功于画家继承人和埃布拉尔家族的慷慨。
小姑娘站在芭蕾的第四位置上，左腿向后伸，双手在背后握在一起，下巴高高扬起，眼睛几乎闭着。胸衣连同纽扣和褶子都是用青铜铸出来的，而青铜辫子上的缎带和薄纱舞裙是真的布料。
蜡质原作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1999年从保罗·梅隆的收藏进入该馆。
20. 亨利·卢梭《弄蛇女》
这幅画是画家罗贝尔·德洛奈的母亲贝尔特·德洛奈于1907年向亨利·卢梭订制的。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她去印度旅行过，喜欢对客人讲这段旅程，就请卢梭画点什么作为纪念。卢梭早年在巴黎的一处城门税卡当差，那里对运进城的货物征收入市税，他因此得了“关税员”的绰号，而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法国。他画的丛林，是从植物园的温室和动物园、从插图杂志、从历届世界博览会上搭建的异域村落里拼凑出来的。
画是逆光画的。左边水面上方挂着一轮满月，天空泛绿，弄蛇女站在几乎正中间，面朝我们，通身漆黑，只有眼睛在发亮。她吹着笛子，一条蛇像衣服一样搭在她肩上，另一条从草丛中朝她探起身来。左边的芦苇里站着一只粉红琵鹭，右边的叶子像一堵墙一样立起，每片叶子都单独勾了边。
后来这幅画归了罗贝尔和索尼娅·德洛奈夫妇，1922年5月，他们以5万法郎把它卖给了时装设计师兼收藏家雅克·杜塞。促成这笔交易的是诗人安德烈·布勒东，他当时在给杜塞当购藏顾问。卖方提出的条件是，杜塞要把这幅画遗赠给卢浮宫。杜塞于1929年10月30日去世，他的遗孀请求让画留在自己身边，国家直到1936年才接受了这份遗赠。
三幅梵高（1949年至1975年）
21. 文森特·梵高《自画像》
1949年，保罗·加谢医生的两个孩子，保罗·加谢和他的姐姐玛格丽特，把文森特·梵高的这幅自画像连同医生本人的肖像一起捐给了国家。加谢家族的一系列捐赠从这次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加谢医生曾在瓦兹河畔奥维尔为梵高治病，1890年7月29日，画家在那里去世。自画像是怎么到了医生手里的，只有一个来源提到过，英国《阿波罗》杂志2024年写道，文森特死后不久，加谢从画家的弟弟提奥那里得到了这幅画。
梵高是荷兰人，1886年起住在法国，1888年2月在阿尔勒安顿下来，同年年底几次发病之后，1889年5月自愿住进了圣雷米的圣保罗-德莫索尔疗养院。7月他又一次发病，好几个星期无法作画。这幅肖像是他1889年9月画的，9月20日前后，他把它寄给巴黎的提奥，信里写道，“你看它一会儿。我希望你会看出，我的神情平静多了，虽然我觉得眼神比从前更犹疑了。”这是他最后的几幅自画像之一。
脸用黄赭色画成，阴影发绿，双唇紧抿，眼睛斜睨着观者。红头发和胡子由一道道平行的短笔触铺成。淡淡的蓝绿色背景布满了涡卷和漩涡，同样波浪状的笔触一直延伸到外衣上，人物几乎与墙壁融为一体，把他与墙分开的只有深色的轮廓线和橙色的头部。
1890年5月，梵高搬到奥维尔，由加谢医生照看，他从提奥那里取回了这幅画，拿给医生看。6月他写信告诉妹妹，加谢看了这幅自画像大为倾倒，他还给医生画了一幅肖像，并在同一封信里说，自己的自画像和这幅肖像“几乎一样”。
22. 文森特·梵高《阿尔勒的卧室》
1959年4月，375件作品运抵日本横滨港，它们来自日本实业家松方幸次郎的收藏，松方曾在巴黎购买欧洲艺术品，同年6月，东京的国立西洋美术馆就以这批作品为基础开馆。法国自己留下了大约20件，《阿尔勒的卧室》就在其中。
松方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巴黎的保罗·罗森伯格画廊买下这幅画，画没有运去日本，一直和收藏在巴黎的那部分放在一起。1944年法国解放后，这批收藏作为敌产被没收。根据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署的和约第十四条，盟国可以保留日本的财产，这批收藏于是归了法国国家。1953年，曾为松方当过顾问的艺术史学家矢代幸雄请求法国博物馆总署署长乔治·萨勒归还《卧室》和一幅雷诺阿。经过谈判，雷诺阿还了，梵高没有还。1959年5月27日，一纸法令把《卧室》移交给卢浮宫。
2024年，名为“国际归还”的组织的主席罗贝尔·卡萨诺瓦提出，法国在形式上从未对日本宣战，因此1944年的没收没有依据，他称扣留这幅画是非法侵占。法国的官方立场则不同，这幅画是依据1951年的和约和1959年的法令归国家所有的，收藏的其余部分已作为赠礼归还日本。
奥赛的《卧室》是三幅中的第三幅，也是最小的一幅。第一幅是1888年10月梵高在阿尔勒画的，在他住院期间受了潮。1889年9月，他在圣雷米按原尺寸重画了一幅，到月底又为荷兰的母亲和妹妹画了一幅缩小的复本（第一个版本如今在阿姆斯特丹，第二个在芝加哥）。他是照着先前的画画的，因为那个房间他已经不住了。地板陡陡地朝窗户升起，后墙仿佛压了过来。黄木床配着血红色的被子，占了右半边，这是画上唯一一块炽热的红色。床的上方挂着两幅橙色画框的肖像，一个是穿蓝外套、没留胡子的红发男子，一个是垂着眼睛的深发女子。阿姆斯特丹的版本在这个位置挂的是别的肖像，这个女人是谁，研究者没有确定，有人认为是画家的妹妹威廉明娜。
2019年，这幅画在东京展出，那是国立西洋美术馆为纪念建馆60周年举办的松方收藏展。
23. 文森特·梵高《罗讷河上的星夜》
梵高把北斗七星画在了阿尔勒城的上空，可他是站在罗讷河岸边朝西南方向看的，而北斗七星出现在北边的天空。天体物理学家让-皮埃尔·吕米内复原了1888年9月的星空，发现星星的位置与向北看时一致，他推测画家把一侧的城市和另一侧的星座合在了一起。
1888年9月29日前后，梵高在给弟弟的信中描述了“终于在夜里、在煤气灯下画成的星空”，绿蓝色的天空，宝蓝色的河水，淡紫色的土地，黄色的煤气灯光，灯光的倒影“从赤金色变为青铜绿”。星星画成淡淡的绿白色花饰，周围是一圈放射状笔触形成的光晕。对岸排着一串黄橙色的灯，每盏灯下都有一道由参差的黄色和金色笔触构成的光柱，伸进深色的河水，几乎一直延伸到前景。中间岸边停着两条桅杆细细的小船，右下角有两个人挽着手臂朝观者走来，小得很容易被忽略。梵高在信里称他们是一对恋人。
这段罗讷河岸离黄房子只有两分钟路程，梵高当时租下了黄房子，正在布置它，等高更来。1889年，提奥把这幅画和《鸢尾花》一起送到了独立沙龙展出。
提奥死后，画留在他的遗孀约翰娜·梵高-邦格手里，1899年，荷兰作家巴斯·费特一次买下三幅梵高，付了1450荷兰盾，这幅就是其中之一。他写信给朋友说，他不明白人怎么能用钱把这样的圣物请进自己家里。1922年费特死后，继承人卖掉了这些画，后来这幅画归巴黎人费尔南·莫克所有。
1975年，罗贝尔·卡恩-斯里贝尔和妻子为纪念费尔南·莫克夫妇，把画捐给了国家，同时保留终身使用权，所以国家在能把画挂出来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它。
遗产税与赞助人（1995年至2022年）
24. 居斯塔夫·库尔贝《世界的起源》
1889年6月29日，埃德蒙·德·龚古尔在日记里记下，一位画商给他看了一幅藏着机关的画。外层的画板上是雪中的乡村教堂，下面藏着第二幅画，是库尔贝为哈利勒贝伊画的，画的是“女人的腹部和下腹”。龚古尔承认自己应当向库尔贝道歉，还把这具身体比作柯勒乔的画。他没有说出画商的名字，文献里通常认为那是古董商安托万·德·拉纳尔德。
哈利勒贝伊是驻巴黎的奥斯曼外交官，收藏情色绘画，他手里还有库尔贝的《睡》和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1866年库尔贝为他画了这幅画，按通行的说法是订件。作家马克西姆·迪康对库尔贝怀有敌意，他写这段回忆已是巴黎公社之后，据他说，这幅画挂在哈利勒贝伊的梳妆室里，罩着一块绿帘子。1868年，哈利勒贝伊赌输了钱，卖掉了收藏，这幅画则私下转到了拉纳尔德手里。
画布不大。上面是一个裸体女人的身体，仰躺在白床单上，从脚那一侧近距离看过去。画面在胸部和大腿处截断，头、手臂和小腿都留在了画外。张开的大腿伸向下方两角，深色的阴毛几乎落在画布正中，上身盖着揉皱的床单，右上方露出一只乳房。当时的学院派画家把裸体画得光滑无毛，库尔贝却把毛发一丝一缕地画了出来。
1910年前后，布达佩斯收藏家费伦茨·哈特瓦尼男爵在巴黎的伯恩海姆-热纳画廊买下了这幅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收藏存放在布达佩斯几家银行的保险库里。关于这幅画如何熬过战争，说法各不相同，哈特瓦尼本人写道，画曾经丢失，后来“侥幸”回到了他手中。1947年他移居巴黎，把画也带了去。
1955年，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和他的妻子、演员西尔维娅·巴塔耶各出一半钱买下了这幅画。他们把画挂在吉特朗库尔的乡间住宅里，西尔维娅请她姐姐的丈夫、画家安德烈·马松为它做一块遮板。马松做了一块可以推拉的木盖板，在上面用浅色线条把同一具身体画成了一幅风景。拉康于1981年去世，西尔维娅·巴塔耶于1993年12月去世，1995年，继承人把这幅画交给国家，抵缴遗产税。用艺术品这样抵税，是法国1968年的一项法律允许的。在此之前，这幅画只在博物馆展出过一次，1988年在布鲁克林。
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模特是惠斯勒的女友、爱尔兰人乔安娜·希弗南，可她是红头发。2018年，大仲马研究者克洛德·肖普把小仲马写给乔治·桑的一封信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手稿作了核对。信中说到画家的画笔和“歌剧院的凯尼奥小姐”，印刷本里被读成“访谈”的那个词，在手稿里原来是“内里”。说的是康斯坦丝·凯尼奥，她曾是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也是哈利勒贝伊的情人。同一图书馆的西尔维·奥博纳支持这一说法，不过它的依据只有一封信。
2024年5月6日，这幅画借给蓬皮杜中心梅斯分馆参加拉康主题展览时，有人用红漆在它的保护玻璃上写了“Me Too”。玻璃只得更换，画布上的颜料完好无损。
25. 古斯塔夫·卡耶博特《划船聚会》
2019年10月2日，这幅画的所有者、卡耶博特家族的后人申请把它运出法国，也就是打算卖到国外去。画家1894年去世后，画归了他的弟弟马夏尔，1910年传给马夏尔的女儿热纳维耶芙，此后一直留在家族里。2019年12月18日，国家珍宝委员会建议拒绝出境，2020年1月30日，出境申请被驳回，画被宣布为国家珍宝，国家由此有了30个月的时间来为它出价。2022年3月25日，国家宣布寻找一位出资4300万欧元的赞助人。全部款项由路威酩轩集团支付，根据国家珍宝法，企业可以用这类捐款的大约90%抵扣企业所得税。画归国家所有，2023年1月30日在奥赛博物馆首次亮相。
观者坐在一条轻便小船的船尾，面对划船人。上了漆的赭色船底连同肋材和座板占据了画面下方三分之一，一直伸出画外，船桨几乎从画的一边横贯到另一边。划船人正坐在中间，叉开双膝，一桨划到尽头，双手收到了胸前。他头戴高高的黑色丝质礼帽，穿黑马甲、宽袖的蓝白条纹衬衫，打着领结。委员会的结论里写着，他“只脱掉了城里那身正装的外套”。他目光越过观者，望向左边，神情恍惚。他身后的河大概是耶尔河，卡耶博特一家夏天就在那条河边度过，河水用快速、零碎的笔触画成，比人物画得更松，迎面驶来第二条船，船上两个划船人戴着草帽。
1879年，卡耶博特在第四届印象派画展上展出了这幅画。他自己也驾帆船、造船，据法国文化部说，他有过32条船，还为另外大约20条画过图纸。
1863年，拿破仑三世在沙龙上买下了卡巴内尔的《维纳斯的诞生》，而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被评审团挡在了沙龙门外。1890年，画家们的认捐为国家带来了《奥林匹亚》。1906年，莫罗-内拉东把《草地上的午餐》捐给了国家，1911年，卢浮宫依遗嘱得到了卡蒙多的收藏，1995年，拉康的继承人用库尔贝的画缴了遗产税，2022年，国家筹到4300万欧元，让卡耶博特的《划船聚会》没有离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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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25件作品之外，还有梵高的《奥维教堂》，它于1951年入藏，同样有加谢家族的参与，还有德加的《贝莱利家族》，是1918年在画家画室的遗物拍卖会上买下的，当时巴黎正遭受德国大炮的轰击。雕塑中值得一看的有让-巴蒂斯特·卡尔波的《舞蹈》，1964年它从巴黎歌剧院的立面上被取下，换上了复制品，还有卡米耶·克洛岱尔的《成熟的年纪》。1899年国家取消了这组雕塑的订单，青铜铸件是由私人出资铸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