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每件藏品都有一个馆藏编号，伦勃朗《夜巡》的编号以字母SK-C开头。字母C表示这幅画属于阿姆斯特丹市，由市里交给博物馆存放，从1885年起就是如此，那一年，建筑师皮埃尔·克伊珀斯设计的现馆舍落成开放。伦勃朗的《呢绒商行会理事》也登记在这样的编号下，市里早在1808年就把它交给了博物馆，同样以C编号的，还有银行家阿德里安·范德胡普遗赠给阿姆斯特丹的画，他死于1854年。编号带字母A的画属于国家。
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国家美术馆，1800年在巴达维亚共和国治下于海牙开放，1808年，拿破仑的弟弟、国王路易·波拿巴把这批收藏迁到了阿姆斯特丹。如今馆藏约有一百万件，年代从1200年到2000年，而博物馆的名声来自荷兰的17世纪。
我们要讲25件作品，每一件都看得出是谁出的钱，谁改过它、毁过它，谁又争着要拥有它：教会、民兵连、商人、共和国、整个民族。开头是一组作于1504年的多联画，很可能是阿尔克马尔一家济贫院订制的，结尾是伦勃朗的一幅画，2022年，国家花1.75亿欧元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手里买下了它。
共和国之前：为教会和宫廷而画
1. 阿尔克马尔大师《七件慈悲善工》，1504年
1582年6月24日，阿尔克马尔的教会执事雅各布·迪尔克斯·韦恩科珀在编年记里写道，有歹徒闯进圣劳伦斯教堂，用黑漆涂抹了讲道坛上的画像和《七件慈悲善工》。十年前，这座城市投到了反抗西班牙国王的起义者一边，教堂也改成了新教教堂。黑漆后来被洗掉了。更早的时候，在1566年或1572年（博物馆两个年份都给出），已经有人拿刀刮过这些木板，刮掉了颜料，脸部刮得最多。
七块高高的木板装在同一个朴素的深色画框里，画框上档、正中那块木板的上方写着一行古荷兰文，意思是“作于1504年”。七块木板要从左往右看：给饥饿的人吃，给口渴的人喝，给赤身的人穿，埋葬死者，收留旅人，探望病人和囚犯。一切都发生在1500年前后的一座荷兰城市里，四周是带门前台阶、盖着绿色屋顶的砖房。一个戴白色头巾的女人提着一篮面包站在门口，一个穿毛皮镶边红袍的男人正举着锡壶往乞丐的木碗里倒，朝圣者的帽子上缝着徽章，有贝壳，也有交叉的钥匙。几乎每块木板上都有长发的基督站在穷人中间，得在人群里找一找才能找到他。第五块木板下方的画框上写着《马太福音》里的话，大意是，为最小的人做的，就是为基督本人做的。
中间那块画的是埋葬，构图和其他几块不同。上方，穿红斗篷的基督坐在彩虹上，双脚踏着一个圆球，就像描绘最后审判的画里那样，两旁是圣母马利亚和施洗约翰。下方是一个围起来的院子，人们正用绳子把一口画着白十字的棺材放进墓穴，这下半部分里几乎每个人，抬棺的、穿白色宽袖法衣的神父、拿铁锹的掘墓人、戴黑兜帽的送葬者，脸都被刮成了一块光滑苍白的斑。1971年至1975年修复时，修复人员有意让这些缺损保持原样，好让破坏圣像者留下的痕迹看得见，其他木板上的损伤则补上了。
文献里没有找到画家的名字。1914年，艺术史家瓦伦蒂纳就根据这件作品，称他为阿尔克马尔大师。最常被提出的人选是科内利斯·拜斯，他是阿姆斯特丹画家雅各布·科内利斯·范奥斯特萨嫩的兄弟，在阿尔克马尔工作，1524年死在那里，不过博物馆认为，所有为这位画家找名字的尝试都没有说服力。
博物馆认为，这组多联画是阿尔克马尔圣灵济贫院的理事们订制的。这家济贫院给贫穷的旅人提供三天三夜的住处，照料病人，每逢复活节、圣诞节和诸圣节给72个穷人管饭，所以木板上画的正是济贫院自己的工作。宗教改革期间济贫院被关闭，多联画到了圣劳伦斯教堂，挂在洗礼盆后面、大管风琴下方，一直挂到1918年，那一年，教会执事们把它卖给了国家博物馆。20世纪90年代，阿尔克马尔扶轮社送给教堂一件复制品。
2. 扬·莫斯塔特《一位非洲男子的肖像（克里斯托夫勒·勒·摩尔？）》，约1525年至1530年
画中人可能是哈布斯堡宫廷里的黑人侍从克里斯托夫勒·勒·摩尔。从1503年起，宫廷名册里就有勒·摩尔的名字，起初是马夫，到1521年已是查理五世卫队里的弓箭手，查理五世在亚琛加冕时，他就在现场。国家博物馆提出这个名字时很谨慎，在画名里加了一个问号。历史学家凯特·洛则根据服饰和姿态，认为他是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身边的一位贵族，玛格丽特是尼德兰的摄政，宫廷设在梅赫伦。
男人留着深色的胡子，下端修成尖形，画到腰部，四分之三侧面，目光朝左，越过观者，背景是平整的蓝绿色。歪向一边的橙红色软帽上别着一枚圆形徽章，上面有细小的浮雕人像。黑色宽领外套下露出红色紧身上衣和白衬衫。戴浅色皮手套的右手搭在剑柄上，剑柄缠着黑金两色，左手按在腰间一个红色的包上，包上用金线绣着格子，缀着银钉和小小的纹章百合花。
在留存至今的肖像画里，这是最早一幅以某一位具体的黑人为唯一人物的作品。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用炭笔画的非洲人肖像更早，那是1508年的一幅素描。莫斯塔特本人在哈勒姆工作，尼德兰画家传记的作者卡雷尔·范曼德写过，他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效力了18年，不过在玛格丽特的账目里，这位画家只出现过两次，如今的历史学家对这段经历表示怀疑。
这块木板的来历只能追溯到1920年，当时它在伦敦一位画商手里。1934年，曼彻斯特收藏家托马斯·巴洛爵士买下了它，1998年至2003年，他的继承人把它借给伦敦的肯伍德府博物馆展出，2005年，国家博物馆以60万欧元买下了这幅肖像，一起出资的有伦勃朗协会（一个帮助荷兰博物馆购藏艺术品的民间组织）和几家基金会，其中包括荷兰国家彩票。木板背面还留着几张旧标签，上面是这幅画从前的名字，先是“黑人国王”，也就是东方三博士之一，后来是“摩尔人肖像”。
城市为自己订制肖像
3. 弗兰斯·哈尔斯和彼得·科德《雷尼尔·雷尔上尉指挥的第十一区民兵连官兵（〈瘦削的连队〉）》，1633年至1637年
1636年3月19日，阿姆斯特丹一个民兵连的上尉雷尼尔·雷尔和中尉科内利斯·布劳在公证人面前声明，弗兰斯·哈尔斯早在1633年就接下了这幅连队群像，至今还没有画完。他们给他14天时间，限他来阿姆斯特丹，否则就请别的画家来画，哈尔斯则要退钱。第二天，哈尔斯从哈勒姆回了话，那时他腿上有病，躺在床上。他提醒对方，当初说好在哈勒姆画，民兵们根本凑不齐，住在阿姆斯特丹对他来说又太贵。军官们提出每个人物付他60荷兰盾，如果他来阿姆斯特丹画完，每人再加六盾。7月，哈尔斯又提议把画布送到哈勒姆他那里，并保证就算有六七个人不来，他也会交出一幅基本完成的画。
哈尔斯那时五十岁上下，已经为哈勒姆的民兵连画过五幅大型群像。阿姆斯特丹的这件委托，是他唯一在别的城市接下的。民兵们没有去哈勒姆，他们请来了阿姆斯特丹画家彼得·科德，科德平时画小幅肖像和欢乐的聚会场面，画真人大小的民兵还是头一回。1637年画完成了，1653年的清册里记着，这幅画由弗兰斯·哈尔斯起笔，由科德完成。
十六个男人沿着又长又矮的画布排成一行，或站或坐，几乎都穿黑衣，戴白领子，系着浅蓝色的饰带。左边，一面巨大的橙金色军旗前站着旗手，他穿银灰色的缎子衣服，腰间系着橙色饰带，一只手叉在腰上，是画里最亮的人物。左半部分是哈尔斯在潦草的灰色底稿上用快速宽阔的笔触画的。右边七个人物通常被认为出自科德之手，他自己的画画得光滑，几乎看不出笔痕，在这里却模仿了哈尔斯的笔触。2017年，这幅画当着观众的面扫描了25天，研究人员认为这样的划分过于简单，因为左边也找到了科德的手笔，右边也有哈尔斯的。
到1758年，这幅画已经从民兵会所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市政厅，1885年，市里把它交给了国家博物馆，直到今天，画仍归这座城市所有。绰号也是在市政厅里起的。1758年，编清册的扬·范代克写道，画上的民兵又干又瘦，叫他们瘦削的连队一点也不冤枉。
4. 伦勃朗《夜巡》，1642年
1715年，《夜巡》被搬进水坝广场上的阿姆斯特丹市政厅，为了能挂在两扇门之间的墙上，画的四边都被裁掉了一截。左边裁得最多，随这一条画布一起消失的还有三个人物，两个民兵和一个孩子。裁下来的部分再也没有找到。
伦勃朗是为阿姆斯特丹火枪手新会所的大厅画的这幅画，大厅里挂着一整排出自不同画家之手的连队群像。他的学生萨穆埃尔·范霍赫斯特拉滕1678年写道，和它一比，厅里其余的画都像一张张纸牌，不过他本人倒希望伦勃朗在画里多给一些光。“夜巡”这个名字最早见于1797年的一份文件，那时画上的光油已经变暗了。伦勃朗画的是白天的场景，连队正从一道幽暗的拱门里走出来，光线照亮了前面的几个人，其余的人留在褐色的阴影里。
画面中央，弗兰斯·班宁·柯克上尉一身黑衣，胸前斜挎红色饰带，把张开的左手伸向威廉·范鲁伊滕伯赫中尉，手的影子落在中尉浅金色的皮背心上，就在白色饰带下方一点。再往左，在上尉身后站着一个小女孩，她比周围所有人都亮，腰间挂着一只死鸟，鸟爪画得清清楚楚，因为爪子是火枪手的标志。右下方，一面大鼓旁边，一条戴尖刺项圈的灰白色狗伏低身子，仰着头在叫。2025年，研究员安妮·伦德斯找到了伦勃朗画这条狗时临摹的原型，那是阿德里安·范·德·芬内1619年的一幅钢笔画（第17件）。据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旗手的帽子和戴头盔的年轻人之间那张只露出一只眼睛和贝雷帽边缘的脸，是伦勃朗的自画像。
1911年1月13日，一个失业的前海军厨师拿刀刺向这幅画，刀刃陷在厚厚的光油层里，没有碰到颜料。1975年9月14日，一位求职被拒的教师在博物馆刚开门时就进了馆，带着一把从餐馆拿来的锯齿餐刀，在画上划了12或13刀，还从上尉两腿之间割下了一块三角形的画布。修复工作用了大约八个月。1990年4月6日，一名参观者把硫酸泼向左边那个正在装填火枪的红衣民兵。当时博物馆宣布只有光油受损，2025年，研究人员却在颜料层里发现了硫酸的痕迹。
2019年7月，这幅画被罩进一间玻璃房，研究工作当着观众的面开始了。2024年11月12日，八位修复师着手清除1975年以后涂上的光油，用的是蘸了一滴溶剂的小块棉布，残留的光油则在显微镜下用棉签清理。
5. 彼得·萨恩雷丹《阿姆斯特丹旧市政厅》，1657年
1657年萨恩雷丹画这幅画时，水坝广场上的旧市政厅已经消失了五年。早在1639年，市长们就抱怨这座建筑破败不堪，随时可能出事，1648年，新市政厅奠基，旧建筑大部分被拆除，给新楼腾出地方。保留下来的前半部分在1652年7月7日着了火，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萨恩雷丹是根据自己的一幅钢笔淡彩画把它重现出来的，那幅画是1641年7月里花了六天对着实景画成的。他画那些让他出名的教堂内景时也是这样，先在现场画一幅精确的素描，再画油画，有时中间隔了很多年。
阿姆斯特丹的财务官里有尼古拉斯·杜尔普医生，就是在伦勃朗画中讲解剖课的那一位。1658年7月30日，财务官们代表市长们收下了哈勒姆画家彼得·萨恩雷丹的这幅画，第二天付了400荷兰盾。萨恩雷丹给自己留了一份记录这笔交易的字条，上面画着这幅画的彩色小草图，字条现藏哈勒姆的泰勒博物馆。照他的记录，事情办得十分客气友好，对方还答应以后不会忘了他，并吩咐把画挂进市长厅。这幅画至今仍归市里所有，1945年起存放在国家博物馆。
建筑的正面对着观者，前面是一片空旷的、略带粉色的宽阔广场。中间是一座黄奶油色砂岩砌成的审判厅，雕饰繁复，石头正在剥落，陡峭的绿色屋顶上布满橙色的地衣斑，顶部檐口的一道裂缝里长出了一丛草。底下是一道开敞的拱廊，几个人坐在长凳上。审判厅后面耸起一座粉红色的砖塔，塔上的钟盘只有一根金色指针。这时塔尖已经拆掉了，平屋顶上散落着弃置的石块和木料。右边是一座白色抹灰的房子，装着木头百叶窗，墙脚下有一排低矮的摊位。
萨恩雷丹在摊位上方的木板上写道，他在1641年先对着实物把这座建筑连同所有的色彩画了下来，1657年才画成油画。第二段文字沿着拱廊台阶的边缘写着，说这是阿姆斯特丹城的旧市政厅，7月7日起火，三个小时就烧毁了。博物馆把这段文字里的火灾年份读作1651年，这样看来，画家把年份记错了一年。
1663年，奥尔费特·达珀在描述新市政厅时，记下了这幅画挂在哪里。它挂在市长厅里，正对主持会议的那位市长的座椅，与它成对挂着的，是诗人康斯坦丁·惠更斯咏新市政厅的诗，也装在画框里。
6. 伦勃朗《呢绒商行会理事》，1662年
伦勃朗生在莱顿，从17世纪30年代初起为阿姆斯特丹人画肖像，1656年他宣告破产，把财产交给了债权人。到1662年，他住在玫瑰运河边一座租来的房子里，据博物馆说，阿姆斯特丹的大主顾找他的次数不如从前了。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夜巡》让他破了产，民兵们不满意，他丢了委托，历史学家早就否定了这个故事，因为1642年以后他仍然接到过大件委托。其中一件来自呢绒商行会，行会需要一幅群像，挂在斯塔尔街的行会会馆里。
订画的是理事，也就是行会的五名成员，他们一年一任，从耶稣受难日到下一个耶稣受难日，负责按样品检查染色呢绒的质量和颜色。伦勃朗把他们画在桌子后面，视点稍低，所以几乎看不见桌面，只看得见垂下来的桌毯边，暗红色，织着赭金色的花纹，缀着厚重的流苏。五个人都戴着高高的黑帽子，围着平平的白领子。第六个人是仆人，站在后面，没戴帽子，留着深色长发。最左边一位白发老人坐在红色软垫的椅子上，他旁边个子最高的那位撑着扶手欠起身来，中间的人在一本摊开的书上方把手掌翻向上，最右边的人手里攥着一副揉皱的棕色手套。几乎所有人都直视着观者，博物馆写道，他们看过来的样子，就好像有人推开门、打断了他们的会议。
X光片显示，坐在左边的雅各布·范隆，头和手有过三个不同的位置，正从椅子上起身的那位，起初站得更靠左。伦勃朗为范隆和起身的理事各画过一幅准备素描，都画在账簿的纸页上。右上方的灰泥墙上清楚地写着伦勃朗的名字、一个表示“作”的缩写和年份1661。博物馆认为这个签名是伪造的，这幅画真正的落款年份是1662年。
1771年以前，《呢绒商行会理事》一直挂在行会会馆，后来移到市政厅，1808年，市里把它交给了博物馆，至今仍归阿姆斯特丹所有。后来，美国“荷兰大师”牌雪茄的烟盒上印上了这几位理事和他们的仆人。
为私宅和市场而画
7. 弗兰斯·哈尔斯《一对夫妇的肖像，可能是伊萨克·马萨与贝阿特丽克丝·范德兰》，约1622年
荷兰夫妇通常订两幅分开的肖像，哈尔斯却让丈夫和妻子并排坐在同一张画布上，神情放松，面带微笑，几乎靠在一起。画中人是谁，至今没有定论。1934年，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目录首次提出了这两个名字，从那时起，人们认为他们是商人伊萨克·马萨和贝阿特丽克丝·范德兰，两人于1622年4月25日在哈勒姆成婚，不过有些历史学家不同意，他们觉得画中男子和其他肖像上的马萨不太像。所以画名里写着“可能是”。
哈勒姆的粮商伊萨克·马萨年轻时被送到莫斯科，博物馆说他在那里住了八年，正赶上鲍里斯·戈杜诺夫统治的最后几年、伪德米特里和瓦西里·舒伊斯基的时代。回国后，他把《莫斯科大公国当今战乱与动荡的起源简述》献给了执政，也就是共和国的统治者，奥兰治的莫里斯，这部书直到19世纪才付印。贝阿特丽克丝·范德兰是哈勒姆一位市长的女儿，博物馆把这幅画的年代定在他们成婚的前后。
这对夫妇坐在一棵大树脚下的小土坡上，占了画布左边的三分之二，右边是一片洒满阳光的花园。男人背靠树干，宽边黑帽推到脑后，留着红褐色的胡子，右手放在胸前正中，握着一只白手套。女人戴着大大的白色褶皱领和一顶镶玫红边的白帽，朝他侧过身来，右手搭在他肩上，露出一枚金戒指。两人都对着观者微笑，彼此并不对视，博物馆指出，在17世纪的肖像里，女人笑得这样坦然十分少见。
他们周围的植物，历史学家埃迪·德容和彼得·芬肯在1961年把它们解读为婚姻的象征。帽子后面的树干上缠着葡萄藤，藤攀着树，就像妻子依靠丈夫，她脚边是象征忠贞的常春藤，旁边长着蓟，右边倒着几只陶罐，提醒人生命的脆弱。花园深处有成双的人在散步，有一座喷泉在喷水，有一尊雕像，一座浅色乡间宅邸的台阶前走着两只孔雀。
这幅画曾属于阿姆斯特丹人扬·西克斯，他是伦勃朗的朋友，也是伦勃朗的主顾，在1702年的拍卖目录里，它只被简单地记作弗兰斯·哈尔斯画的一男一女，与真人一般大。西克斯的遗孀把画买了回来，它一代代传到了亨德里克·西克斯·范希勒霍姆手里，本文还有两幅画也是通过他的婚姻才到了西克斯家（第10件和第11件）。1851年拍卖他的收藏时，这幅肖像被当作哈尔斯本人和妻子的画像拍出，国家博物馆花600荷兰盾买下了它。哈尔斯和马萨交情很深，1623年马萨为哈尔斯的女儿作洗礼见证人，1626年哈尔斯又为他画了一幅肖像，那幅画现藏多伦多，窗外画着几棵云杉，研究者认出那是莫斯科一带的风景。
8. 弗兰斯·哈尔斯《快乐的饮酒者》，约1628年至1630年
已故的范莱顿男爵夫人的收藏在1816年7月31日拍卖，地点就在她的瓦尔蒙德城堡，目录第13号记的是一个面带笑容、手里拿着酒杯的军人。这幅画以325荷兰盾为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博物馆买下，是荷兰博物馆最早买进的哈尔斯作品之一。研究者没有找到委托的文件，也没有查到画中人的名字。博物馆称这幅画为《手持伯克迈尔酒杯的民兵，又称〈快乐的饮酒者〉》，因为皮背心和徽章表明他是城市民兵连的一员，或者是个军人，至于这是一幅肖像还是一幅风俗画，研究者至今仍有争论。
男人戴着一顶推到后脑勺的巨大黑帽，身子朝观者探过来，脸颊通红，嘴唇微张，眯着眼睛。他举起右手，手掌张开，五指叉开，左手握着一只高高的透明酒杯的底座，杯身上有一粒粒凸起的玻璃疙瘩，杯里斟了半杯淡金色的葡萄酒。腰间用细绳挂着一枚椭圆形的金质徽章，上面的浮雕只用几笔点出。历史学家霍夫斯泰德·德赫罗特从中认出了奥兰治的莫里斯亲王的肖像。画得精细的只有脸。头发是一笔一笔挥出来的，领子由短促交叉的笔触叠成，玻璃上的高光只是几道笔痕，右边齐肩的位置是由画家姓名的两个首字母组成的花押。
人们长期指责哈尔斯的画没有画完，直到法国评论家泰奥菲勒·托雷-比尔热在1868年的文章里把哈尔斯宽阔的笔触说成长处。1872年，爱德华·马奈看到了这幅画，他在1873年沙龙上展出的《好啤酒》，从那以后常常被人和这幅画联系在一起。
9. 亨德里克·阿弗坎普《冬季风景与滑冰者》，约1608年
亨德里克·阿弗坎普1585年生于阿姆斯特丹，在坎彭长大，父亲在那里开药房，他又聋又哑，同时代的人叫他“坎彭的哑巴”。1607年，阿姆斯特丹画家彼得·伊萨克松的画室拍卖，买主名单里记着一个住在彼得·伊萨克松家的哑巴，历史学家由此推断，阿弗坎普住在他家，跟他学画。他在1608年前后画了这块木板，当时大约23岁，后来成了第一个几乎只画冰上人群冬景的荷兰画家。据博物馆说，这些画卖得极好，他连夏天也在画冬景。1633年，母亲在遗嘱里说她这个没成家的长子又哑又可怜，为他安排了生活费。1634年，他死于坎彭。
结冰的河从前景一直伸向苍白的地平线，像是从小山上俯瞰下去。博物馆数出河面上约有两百个人。有人拿着球棍打科尔夫球，有人挽着胳膊成双滑冰，中间有个人整个儿摔趴在冰上，右边驶过一辆马拉的红色雪橇车。左边有一座尖塔教堂，一个圆草垛，上面是架在柱子上的圆锥形顶棚，还有一座砖房，墙上的纹章由两只红狮子擎着。画里的玩笑，博物馆自己一一列了出来。砖房旁边立着一个窄窄的小棚，是用一条竖起来的船改成的，那是厕所，低矮的门口露出一个光溜溜的粉红屁股。草垛的顶棚下面，两个人紧紧依偎在一起，左下角，一条狗和几只乌鸦在撕扯一具牲畜的尸体，博物馆认为是马。签名用白色划在右边缘一座棚屋的木板墙上，混在别的涂鸦当中，写的是他名字的拉丁拼法和姓氏的头两个字母。
这幅画常被当作小冰期，也就是那些年严寒冬季的证据。2020年，洛桑大学的研究者阿莱克西·梅茨热把49幅荷兰冬景画同天气记录作了对比。画家们挑的是晴朗干燥的严寒天，也就是适合滑冰的天气，而这样的日子还不到冬季天数的五分之一。
1897年，海斯贝特·德克莱克的收藏拍卖，画商罗斯花345荷兰盾买下了这块木板，几个月后以550盾转卖给国家博物馆，其中一部分钱是伦勃朗协会出的。
10. 约翰内斯·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仆》，约1660年
1907年，阿姆斯特丹西克斯家族的继承人提出把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仆》卖给国家，条件是连同家族收藏的另外38幅画一起买，总价75万荷兰盾。荷兰绘画行家弗里茨·吕格特认为，这38幅里只有五幅称得上重要。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馆长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担心美国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会买走《倒牛奶的女仆》，报纸上的漫画画着荷兰最美的倒牛奶女仆扭过脸去，不理山姆大叔。议会里，社会主义者特鲁尔斯特拉反对在古代大师身上花这么多钱，议员维克托·德斯蒂尔斯多年来一直为保护荷兰的文化遗产奔走，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幅画留在国内，多数议员支持了他。国家付了55万荷兰盾，伦勃朗协会又出了20万，1908年1月13日，全部39幅画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1660年前后，维米尔在代尔夫特画了《倒牛奶的女仆》，那时他正从大场面转向安静房间里的单人像，光从左边的窗户照进来。他的主要买家是代尔夫特收藏家彼得·范勒伊芬，维米尔要到19世纪才广为人知。不过早在1696年，范勒伊芬的女婿雅各布·迪西乌斯的收藏在阿姆斯特丹拍卖时，这幅被目录称为格外出色的倒牛奶女仆的画就卖出了175荷兰盾，在那场拍卖的维米尔作品里，价钱仅次于《代尔夫特一景》。
女仆站在左上角窗下的桌边，从一只红褐色的陶壶里往一只双耳陶盆里倒牛奶，画面正中，牛奶流成一道细细的白线。她穿着黄色紧身上衣，绿色袖套挽到肘部以上，系着深蓝色的围裙，围裙用的是群青，一种用青金石制成的昂贵颜料，围裙下面露出红色的裙摆。面包皮、篮子提手和灰蓝色陶罐的边上点满了凸起的浅色颜料点。窗户的一块玻璃上有一处不规则的白斑，像是破了个洞，后墙空荡荡的，钉着一颗钉子，还留着几处钉眼。
2022年的扫描显示了维米尔在这面墙上画过又抹去的东西。他在女仆头后面勾过一个挂着陶壶的架子，在右下角画过一只装炭的柳条筐，人们在这种筐上烘晾衣物，后来他用脚炉、瓷砖和地面把它盖住了。架子和炭筐都记在他死后编制的家产清单里。
11. 约翰内斯·维米尔《代尔夫特房屋一景（〈小街〉）》，约1658年
一座阶梯状山墙的砖房占了画面右边的三分之二，山墙最上面一级刚好碰到画布边缘。左边是一座矮一些的房子，盖着瓦顶，正面直到屋顶都爬满了蓝绿色的藤蔓。两座房子之间有两条通道。左边那条要穿过一道拱门，拱门里是一扇深色木门，右边那条敞开着，看得见一条刷白的小巷，一个穿红色上衣的女仆正俯身在一只木桶上。大房子敞开的门里，一个戴白帽的女人坐着做针线，房前的地砖上，两个孩子背对观者跪着。底层的白灰正在剥落，满是斑痕，山墙最上一级有一道裂缝，门边挂着一扇鲜红的百叶窗板，左边那座房子的白墙上、窗户下面，写着画家的签名“约·维米尔”。
2025年，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公布了他们在表层颜料下面的发现。左边通道入口处起初坐着一个做针线活的女人，后来维米尔把她涂掉了，又把门口的那个女人画成了她的镜像。大房子的门起初是关着的，刷成和百叶窗板一样的绿色，后来维米尔才把它画成开着的。
这幅画经过的，正是把《倒牛奶的女仆》卖给国家的那个家族。1800年，彼得·范温特买下了它，他的女儿卢克蕾蒂娅继承了这幅画，1822年嫁给了亨德里克·西克斯。1921年，艺术史家扬·西克斯把《小街》送去拍卖，出价没有达到底价，石油大亨、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掌门人亨利·德特丁花62.5万荷兰盾买下了它，后来送给了国家博物馆。
这座房子在哪里，人们争论了一百多年。2015年，艺术史家弗兰斯·赫雷曾豪特找到了一本1667年代尔夫特征收运河疏浚税的账簿，上面记着每座房子正面和每条通道的宽度，他据此认定画的是弗拉明街40号至42号，两座宽度相同的房子，中间夹着两条窄窄的通道。博物馆把这个地址当作事实来写，研究者菲利普·斯特德曼则指出尺寸上的出入，不同意这个结论。照赫雷曾豪特的说法，房子属于维米尔父亲的一位异姓姐妹阿里安特亨·克拉斯·范德明内，她是个带着五个孩子的寡妇，靠卖牲畜下水为生，右边那条通道直到19世纪还被叫作“下水门”。
12. 约翰内斯·维米尔《读信的女子（〈穿蓝衣读信的女子〉）》，约1663年
1928年，一位修复师给这幅画布托裱时，把维米尔点上的白色高光当成了珍珠，用黄色把它们涂掉，好和桌上的项链颜色一致。2010年至2011年修复时，这些黄点和一层又厚又黄、还不均匀的光油一起被清除了，正是那层光油让画里的蓝色发了绿。修复师伊格·费斯莱佩说，最让她意外的是一层铜绿色的底层，维米尔是在这层颜料上画上衣的群青的。
年轻女子侧身站着，脸朝左，对着看不见的窗户，双手把信拿在胸口稍下的地方，另一页信纸从手里垂下来。她穿一件浅蓝色的绗缝短上衣，缀着深蓝色的蝴蝶结，衣边和袖子翻口处露出赭黄色的衬里。桌上放着一只打开的小匣子、一串珍珠、一条揉皱的蓝丝带和一些纸。她身后几乎整面墙都被一幅褐色的荷兰和西弗里斯兰地图占满，地图挂在一根深色的杆子上，杆头是一个蓝色的圆球，椅背投在白墙上的影子画成了淡蓝色。人们常认为她怀孕了，不过服装史家认为，她的身形来自17世纪60年代的时装式样。
183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家阿德里安·范德胡普从伦敦画商约翰·史密斯手里买下了这幅画。1847年，他立遗嘱把收藏留给阿姆斯特丹市，条件是收藏不得拆散，要以他的名义在阿姆斯特丹展出，门票收入要捐给穷人。1854年他去世后，市里迟迟不敢接受这份遗产，因为接受就得交税，据报纸报道，这笔钱大部分是私人捐款凑起来的。这批收藏以范德胡普博物馆的名义在奥德曼豪斯波特大楼里展出，直到1885年市里把它交给了国家博物馆。
修复之后，这幅画先被送到日本，在京都、仙台和东京展出，后来又去了上海、圣保罗和洛杉矶。2025年，市政府请阿姆斯特丹的法院裁定，这样的外借是否违反了收藏须留在阿姆斯特丹的条件，1月9日，法院判定临时展览与遗嘱并不冲突。
13. 约翰内斯·维米尔《情书》，约1669年至1670年
1971年9月23日晚上，来自比利时林堡省的21岁见习侍应生马里奥·罗伊曼斯在闭馆前躲进了布鲁塞尔美术宫的配电室。美术宫当时正在举办展览《伦勃朗和他的时代》，从国家博物馆借来的《情书》就挂在那里。他把画从墙上取下来，可是连着画框的画塞不出他打算逃走的那扇窗户，他就用一把小小的厨房刀把画布从画框上割下来，折好，塞进了裤腰。起初他把画藏在家里，后来埋进树林，因为下雨又挖了出来，装进枕套，压在他打工的那家旅馆的床垫底下。他通过记者传话，只要有人拿出2亿比利时法郎给东巴基斯坦的难民，他就把画还回来，当时那里正在打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他署的是蒂尔·乌伦施皮格尔的名字，那是佛兰德的民间英雄，许多比利时人站在他这一边。10月6日，他在一个加油站给电台打电话，被人认了出来，经过一场追逐，一小时后被捕。
失窃两周后，人们在床垫下找到了这幅画。沿着割痕，颜料剥落了，右上角最严重。国家博物馆首席修复师吕伊森·克伊珀花了将近一年修复这块画布，馆长召集的一个国际委员会决定，把缺损处补得看不出痕迹。罗伊曼斯被判两年，实际坐了大约半年牢。
维米尔画《情书》是在1672年之前不久，那一年法国入侵，荷兰的绘画市场一落千丈，1675年他在债务中去世。观者从一间昏暗的前厅望进明亮的房间，门洞上方拉开了一道深色的帘子，上面织着大朵的赭金色花纹。门槛边放着一双深色的拖鞋，靠着一把扫帚，左边是一篮衣物，篮子上方的墙上写着签名“约·维米尔”，右边一把暗红坐垫的椅子上放着乐谱。房间里，女主人穿着黄色缎子衣裙和镶白鼬皮边的黄色上衣，膝上放着一把西特琴，右手拿着一封折好的信，微张着嘴，抬眼望着系蓝围裙的女仆，女仆站在一旁，低头朝她微笑。她们身后的墙上挂着两幅画，一幅是有行人的风景，一幅是有帆船的海景，按博物馆的解释，海景也许暗示了信的内容。
1892年，伦勃朗协会在拍卖会上以4.1万荷兰盾买下了这幅画，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价钱，第二年协会把它交给了国家博物馆。布鲁塞尔失窃案四年后，吕伊森·克伊珀又修复了1975年被刀划破的《夜巡》。
14. 扬·斯特恩《快乐的家庭》，1668年
右上角壁炉上方的墙上钉着一张纸，写着一句荷兰谚语，意思是老的怎么唱，小的就怎么吹。谚语里“吹”的那个词，在荷兰语里既指吹笛子，也指抽烟斗，画里的孩子两样都在做。右边的男孩和女孩叼着长长的陶制烟斗在抽烟，窗口一个卷发男孩在吹烟斗，前面一个穿黄裙子的女孩拿锡壶把葡萄酒直接倒进一个戴毛皮帽的小娃娃嘴里。
桌边，一个戴黑色小帽的白胡子老人坐在扶手椅上，仰着头，张大了嘴唱歌，举起一高脚杯白葡萄酒。戴灰绿色兜帽的老妇人闭着眼睛照着纸唱，戴白头巾的年轻女人对着一个拿着勺子咯咯大笑的婴儿微笑，戴红帽子的小伙子把腿伸在长凳上吹着笛子。老人身后，一个戴棕色帽子的年轻人在吹风笛，博物馆说风笛是傻瓜的乐器，并认为这个人就是扬·斯特恩本人。地上扔着一只平底锅、一只倒着的瓶子和几片鸡蛋壳，桌边站着一条花斑猎犬，右边长凳的前挡板上写着画家的签名和年份1668。
斯特恩画这幅画时住在哈勒姆，他从1661年起就住在那里，那几年他画了不少人物众多的大幅家庭场景。在荷兰，人们至今把乱七八糟的家叫作“扬·斯特恩式的家”，博物馆把这个说法同《快乐的家庭》联系在一起。斯特恩是个酒鬼的名声，有一部分也是从这类画里来的，不过艺术史家认为，吹风笛的那个人是画家为了逗乐而扮演的角色。范德胡普把这幅画遗赠给了阿姆斯特丹，1885年起它一直在国家博物馆。直到1672年，也就是画完《快乐的家庭》四年之后，斯特恩才获准在莱顿开一家小酒馆。
15. 伦勃朗《以撒和利百加（〈犹太新娘〉）》，约1665年至1669年
1828年，伦敦画商约翰·史密斯把这幅画当作《耶弗他和他的女儿》送去拍卖，结果没有人买。1833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家阿德里安·范德胡普花6825荷兰盾买下了它，他的清册里写着，画的是一位犹太新娘，她的父亲正在给她戴项链。这是这个名字已知最早的出处，到了1855年范德胡普博物馆的目录里，这幅画已经被说成以“犹太新娘”之名为人所知了。博物馆称它为《以撒和利百加》，旧名则加上引号。
这个题材是研究者从伦勃朗约1662年的一幅准备素描推断出来的，素描现藏美国的一处私人收藏。素描上，一对男女相拥，女人坐在男人膝上，右上角隐约勾出一个站在窗边的人。这是《创世记》里的亚比米勒王，他看见以撒和利百加亲昵，才明白以撒说是妹妹的那个女人其实是以撒的妻子。X光显示，伦勃朗起初在画布上也让女人坐在男人膝上，后来把两人都改成了站姿，也没有把亚比米勒画进去。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约纳坦·比克认为，这可能是一幅受委托的肖像，画的是一对真实的夫妇，扮作以撒和利百加，这在当时是常见的做法。
男人的右手平放在女人胸前，她的左手轻轻碰着他的手，她的两只手上都戴着戒指。两人并不对视，都垂着眼睛。男人那只巨大的金黄色袖子，伦勃朗用厚厚的颜料堆出一道道棱和一层层硬壳，一部分是用调色刀抹上去的，又用笔杆刮出线条，袖子因此闪着金属般的光。整幅画是在褐黑色的底子上用红色和金色画成的，发光的只有袖子、手、脸和红裙子。
1885年10月，市里把这幅画交给新落成的国家博物馆才几个月，文森特·梵高（第24件）就坐到了它面前。他写信告诉弟弟，这是一幅多么亲切、多么充满无限同情的画，是用一只火焰般的手画出来的，要画成这样，人得死过很多次。他的学生安东·克尔瑟马克斯1912年回忆，梵高说过，只要能在这幅画前坐上两个星期，只啃一块干面包皮，他情愿少活十年。克尔瑟马克斯还补充说，文森特吃面包向来什么也不就，为的是不娇惯自己。
16. 佩特罗内拉·奥特曼的玩偶屋，阿姆斯特丹的无名工匠，约1686年至1710年
佩特罗内拉·奥特曼是阿姆斯特丹一位枪械匠的女儿，第一次婚姻嫁给了汉堡的丝绸商卡雷尔·维特。他们唯一的女儿1684年夭折，不满一岁，一年后维特去世，1686年，佩特罗内拉嫁给了丝绸商约翰内斯·勃兰特。大约就在这时，她开始订制这个柜子，前后布置了大约25年。博物馆写道，这种柜中屋是做来给人看的，主人是成年女子，柜子里展示的是理想的家政。
高高的柜子立在柜脚上，外面贴着玳瑁，整个表面蜿蜒着用锡镶嵌的细细枝蔓。两扇玻璃门后面是九个房间，共三层，每层三间。柜体是一位在阿姆斯特丹工作、没有留下名字的法国细木匠做的，其余的部分有几十位工匠参与，从雕刻匠、编筐匠到银匠和吹玻璃匠。中间一层客厅的四壁由画家尼古拉斯·皮蒙特画满了一幅连贯的风景，有树，还有远处的一座塔。下层的正式厨房里，一个镀金的餐具架上摆满了青花瓷，窗边挂着一只鸟笼，产房里有一张挂红色床帐的床，楼上的布草间里，衣物晾在天花板的横杆上，小桌上放着一把熨斗。
德国旅行家扎哈里亚斯·康拉德·冯·乌芬巴赫曾到勃兰特家看过这个柜子，这家人告诉他，柜子花了3万荷兰盾。国家博物馆把这个数目和绅士运河边一座房子的价钱相比，那是阿姆斯特丹的贵族运河。这是这家人自己的说法，在她儿子1743年的财产清单里，柜子估价700荷兰盾。还有一个传说，彼得大帝想买这个柜子，可是价钱太高，他买不起。1821年，国家买下了这个柜子。
1710年，画家雅各布·阿佩尔用油彩画下了这个柜子，在他的画上可以看到玩偶、遮柜子用的黄色帘子，还有花园。玩偶里只有一个保存了下来，是一个蜡脸的婴儿，穿着一件用粉红和淡蓝丝绸做的洗礼袍，饰有丝带和花边。
共和国的内部争执
17. 阿德里安·范·德·芬内《捕捞灵魂》，1614年
1609年，联省共和国同西班牙以及统治西属尼德兰的阿尔伯特大公和伊莎贝拉女大公签订了为期十二年的停战协定。仗不打了，北方和南方却仍在争夺新边界两边信徒的灵魂。阿德里安·范·德·芬内出身于从南方迁来的移民家庭，后来伦勃朗为《夜巡》临摹的那条狗，就出自他的素描，1614年他住在米德尔堡，那里属于加尔文宗信仰严格的泽兰省，他把这场争夺画在了一块宽幅木板上。
一条宽阔的河从前景流向雾蒙蒙的地平线，把画面分成两半。左岸挤满了穿黑衣、戴白色拉夫领的新教徒，前几排的人都画着肖像般的脸，其中可以认出执政奥兰治的莫里斯。右岸走着一队穿红衣的枢机主教，人们抬着金色华盖下的教皇，旁边站着两位大公。左岸上空的天正在放亮，右岸上空雷雨云正在聚集，整片天空横跨着一道双虹。河上的人在打捞灵魂，新教的船上，穿黑衣的传教士们正在拉网，其中有米德尔堡的牧师威廉·特林克，网上的小标签用拉丁文写着信、望、爱，船尾放着一本书，书上写着“福音的渔夫”和年份1614。天主教的船上，一位主教穿着红色祭披，戴着主教冠，船头放着金色的圣体光座，唱诗班的男孩们在唱歌，船头还挂着一只诱饵笼，里面是一个婴儿的小像。据博物馆说，新教的渔夫画成了肖像，天主教的渔夫则画成了漫画。
天主教的网里也有人在挣扎，不过他们是后来在17世纪40至50年代补画上去的，画得很快，也很薄，透过人形能看见下面的水。起初那张网是空的。博物馆认为，这样改或许是为了缓和对天主教徒的敌意，因为时代变了，或者换了主人，补画的也可能就是范·德·芬内本人。1735年，这幅画在海牙作为老扬·勃鲁盖尔的作品售出，买主很可能是执政威廉四世。1795年，历代执政的收藏被宣布为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国家财产，1798年，《捕捞灵魂》被移交给国家美术馆。直到1878年，这幅画才重新归到范·德·芬内名下，在此之前，人物和风景被分别算在不同画家的名下。新教船头稍左的水面上停着一只画出来的苍蝇，这是扬·勃鲁盖尔式的玩笑，很容易被当成真苍蝇。
18. 传为扬·德·巴恩所作《德维特兄弟的尸体》，约1672年至1675年
1801年，国家美术馆的保管人科内利斯·塞比勒·罗斯（第20件）写信给主管巴达维亚共和国财政的亚历山大·霍赫尔，说这幅画太可怕，不适合进美术馆，连换个新画框都不值。罗斯写道，如果阁下仍然坚持，那就把画框修一修，在画前挂一块小帘子。霍赫尔想要这幅画，看中的是它画的内容，1802年，美术馆用交换的方式得到了它。
1672年8月20日，正是法国进攻共和国的那一年，在海牙一座名叫“监狱门”的监狱城门前，一群暴民杀死了德维特兄弟，人群里还有城里的民兵。扬·德维特担任荷兰省大议长将近20年，是共和国的头号政治家，科内利斯是多德雷赫特的市长，被控密谋反对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已经被判了罪。兄弟俩的尸体被剥光、毁损，吊在了费弗贝赫广场的刑场上。
画上是夜晚，深色的树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只有顶上露出一条蓝天。中间立着一根高柱，上面有梯子般的横档，两具赤裸的尸体脚被绑着，头朝下挂在上面。左边那具被照亮，肚子被剖开，腿上和躯干上是一道道长长的红色伤口，头垂到快贴着地面，下面是一摊血泊。右边那具一半被柱子挡住。右下角，一个穿红色外衣的人背对观者站着，伸直的手臂举着火把，另一只手抬到头边，把脸转开了。尸体下面的地上躺着一只死去的动物，像是一只猫。
这幅画被归在扬·德·巴恩名下，他是海牙的肖像画家，兄弟俩在世时他为两人都画过像，不过艺术史家弗兰斯·赫雷曾豪特对这个归属表示怀疑。德·巴恩为多德雷赫特市政厅画过一幅颂扬科内利斯的寓意画，1672年，暴民把它从墙上扯下来，划得稀烂，还把科内利斯的头从画布上割下来，带到梅尔韦德河对岸，钉在了绞架上。
罗斯认为这幅画是照着一幅版画临摹的，历史学家范吕特费尔特也认为它重复了1672年的一幅版画，那幅版画上举火把的是两个人，画面下方还印着敌视兄弟俩的诗。画布背面的一段题字说法却不同。题字说，这是扬·德维特和科内利斯·德维特的尸体，晚上十一点他们还挂在柱子上时，由一位著名画家对着实景画下，是1672年8月20日对景写生的唯一真迹，因此值很多钱。
19. 小威廉·范德费尔德《炮击》，约1680年
1672年至1673年的冬天，法国从陆上进攻共和国，海上又和英国打了起来，就在这时，专画海战素描的画家老威廉·范德费尔德带着儿子威廉离开荷兰，去了英国。1674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给父子俩每人每年100英镑，儿子的差事是把父亲的素描画成油画，供国王本人使用，每幅画另外付钱。他们的画室设在格林尼治的女王宫。英荷战争直到1674年才结束，在此之前，父子俩一直在为敌国的海军工作。
银行家阿德里安·范德胡普买下了这幅画，把它连同其他收藏一起遗赠给阿姆斯特丹，1885年起它一直在国家博物馆。与它配对的那幅《一阵狂风》，画的是一艘桅杆折断的英国战舰在风暴中挣扎，是博物馆在20世纪初另外买下的。
博物馆把《炮击》的年代定在1680年前后，也就是画家在英国的那些年，画上一艘荷兰战舰停在无风的海面上。画布是竖长的，三分之二是天空，淡蓝的底子上浮着灰色的云。战舰船头朝着观者，略微侧着，船头有一只红色的木雕狮子，帆都松开了，从帆桁上垂下厚重的奶油色褶子，桅杆上飘着长长的红白蓝三色旗。船头左边喷出一大团白色的硝烟，贴着水面铺开，再往上散成一片灰色，和云融在一起。深色的船身上有一排排炮门，倒映在镜子般平静的水面上。左边另一艘船下了锚，小艇上有一个人站直了身子在挥手，前景的水面上浮着三只海鸥，右下角的签名意思是“小威·范德费尔德”。
民族为画作赋予意义
20. 扬·阿瑟林《受威胁的天鹅》，约1650年
一只白天鹅在水边低矮的岸上竖起身子，张开翅膀，几乎占满了整幅画布，右边的翅尖被画布边缘截掉了。脖子弯着，头转向左边，橙色的喙张得能看见舌头，黑色的蹼足大大地叉开。左下角很容易被忽略，一只深色卷毛狗的头从水里冒出来，龇着牙，伸着红舌头，旁边漂着被打落的羽毛。右边，干芦苇搭成的巢里躺着一枚浅色的蛋。
画上有三处题字，都是深色的大写字母。狗头上方写着荷兰文，意思是“国家之敌”，天鹅两脚之间的岸上写着“大议长”，蛋的周围写着“荷兰”。技术分析显示，这些字是画家死后才加上去的。阿瑟林1652年死于阿姆斯特丹，扬·德维特1653年才当上大议长（第18件）。题字很可能是18世纪加的。对那条狗，题字只称它为国家之敌，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它代表威廉三世。
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阿瑟林住在罗马，罗马的尼德兰画家团体里的伙伴们因为他左手残疾，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螃蟹”。1647年以前他回到了阿姆斯特丹，伦勃朗那时为他刻过一幅肖像蚀刻画。这样大尺幅的单独一只动物，在阿瑟林的作品里再没有出现过，他主要画意大利风景。
1800年6月11日，阿姆斯特丹商人扬·希尔德梅斯特的收藏拍卖，这场拍卖的经纪人之一科内利斯·塞比勒·罗斯，也就是后来请求给德维特兄弟尸体那幅画挂帘子的人，花95荷兰盾买下了这只天鹅，加上税费正好100盾。他是替国家美术馆买的，十一天前，这家美术馆刚在海牙被没收的豪斯登堡宫里开放，这只天鹅成了它的第一件购藏。
21. 扬·威廉·皮内曼《滑铁卢战役》，1824年
阿姆斯特丹画家扬·威廉·皮内曼三年前凭一幅描绘奥兰治亲王在卡特勒布拉作战的画出了名，1821年2月，他渡海去伦敦，要画滑铁卢。威灵顿公爵为他开了一份约三十名军官的名单，在自己的阿普斯利邸给了他一个房间，吩咐秘书叫军官们来当模特，还从乡下把自己的战马哥本哈根带了来。马盯着皮内曼看，让他觉得别扭，威灵顿就提出自己骑上去，因为画家需要的正是这个。军官们把战斗那天穿的军装借给了他。四个月后，皮内曼回到阿姆斯特丹，带回了至少14幅写生肖像，他在花园里搭了一间木头画室，好放下那块早就订好的画布。
皮内曼画这幅画并没有人委托，风险全由自己承担，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米夏埃尔·普特认为，他本打算在英国展出并卖掉这幅画。从同时代人的说法看，威灵顿以为这幅画会归他。1824年春天，奥兰治亲王来到画室，当场出价4万荷兰盾，比画家的要价高出好几倍，最后付钱的是他的父亲国王威廉一世，把画作为礼物送给了儿子。这是国家博物馆最大的一幅画，高五米半有余，宽八米多。
博物馆描述的是威灵顿得知普鲁士援军正在赶来的那一刻。打赢这场仗的是威灵顿的联军和普鲁士人。画面中央，威灵顿没戴帽子，骑在一匹额上有白色条纹的栗色马上，伸直的手里拿着黑色的三角帽。他身后排开一列穿红色军服的参谋，左边，戴铜盔的骑兵把两面缴获的法国军旗举过头顶，旗上有金鹰，近处那面旗上可以读出法文的“拿破仑皇帝”。左下角，一副担架上盖着一条带红色锯齿纹的灰毯子，身负重伤、脸色苍白的奥兰治亲王穿着绣金的骠骑兵短上衣坐在上面，望着观者，前景躺着阵亡的士兵。有些研究者认为，皮内曼有意把受伤的奥兰治亲王放在前景，好更突出尼德兰人在胜利中的作用。普特则主要把这幅画看作英国军官的群像，亲王在其中几乎不显眼，而1825年伦敦的一家报纸说，荷兰画家把亲王推到前面，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时代错置。
1824年夏天，皮内曼在自己的画室里收费展出这幅画，报纸骂他拿一幅已经卖掉的画赚钱。1825年，他把画运到伦敦，在海德公园专门为它搭建的展馆里展出，之后又去了根特。皮内曼自己说，这些展览让他亏了6000多荷兰盾，换来的只有名声。
22. 尼古拉斯·皮内曼《德科克中将逮捕蒂博尼哥罗》，约1830年至1835年
1830年3月28日，斋月将尽，爪哇王子蒂博尼哥罗得到了安全通行的承诺，来到马格朗的荷兰驻扎官官邸谈判。五年来，蒂博尼哥罗和他的追随者一直在同荷兰殖民军作战，这场爪哇战争中约有二十万爪哇人丧生，大多是平民，许多人死于饥饿。谈判时，蒂博尼哥罗要求承认他为爪哇的伊斯兰统治者，亨德里克·德科克中将随即宣布将他逮捕。王子被流放，1855年死于望加锡。
据博物馆的记载，这幅画是德科克本人订制的。画家尼古拉斯·皮内曼是扬·威廉·皮内曼（第21件）的儿子，当时刚二十出头，从没去过爪哇。右边是一座红瓦顶的浅色房子，带一道白柱子的游廊，屋顶上飘着红白蓝三色旗，门楣上刻着狮子纹章。德科克穿着带金色肩章的深蓝色军服，站在门廊最上一级台阶上，左手叉腰，右手指向左边，人群后面停着一辆关着门的马车。蒂博尼哥罗缠着绿色头巾，穿着白色长袍，站在下面的台阶脚下，抬着头，皱着眉，脚边跪着几个女人，他面前的沙地上堆着系红缨的长矛。
德科克家族保存这幅画大约75年，1907年，德科克男爵把它捐给了国家博物馆。很长时间里，博物馆把它叫作《蒂博尼哥罗向德科克男爵中将投降》，画框上还写着一个更早的名字，《叛军首领蒂博尼哥罗向德科克中将投降，爪哇战争结束》，如今画名里用的是“逮捕”。
1857年，在欧洲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爪哇画家拉登·萨利赫画了他自己的《蒂博尼哥罗王子被捕》。在他的画里，王子和德科克站在同一高度，蒂博尼哥罗强压着怒火，直视着将军，画上也没有荷兰国旗。萨利赫把这幅画送给了国王威廉三世，1978年，它被归还给印度尼西亚，现属印度尼西亚总统府收藏，2014年起存放在日惹的总统府。
新的城市，和它送给博物馆的礼物
23. 乔治·亨德里克·布莱特纳《穿白色和服的女孩》，1894年
1893年，赫斯耶·夸克开始给乔治·亨德里克·布莱特纳当模特，那年她16岁。博物馆说她是女佣，别的资料说她是帽店的售货员，博物馆提到她的名字时总要加上“可能”二字。布莱特纳以阿姆斯特丹雨中的街道、工地、工人和马匹出名，画得快而粗放，还用手持相机给模特拍照，事后照着照片画。1892年，他在海牙的艺术圈协会看了一场日本版画展，随后买了一批和服和屏风，大约三年里画了13幅穿红色、白色和蓝色和服的姑娘。他在一封信里管这些画叫他的日本小姑娘们。
女孩斜躺在一张躺椅上，身子从右上角一直斜到下边缘的正中。她右臂枕在脑后，左手托着脸颊，靠在一个橄榄褐色的大靠垫上，靠垫下面还压着一个鲜黄色的，她直视着观者。和服是银白色的，用宽阔的笔触画成，袖子上缀着黑枝上的红梅花，长长的袖子垂在身体两侧，像两幅布帘。红色只出现在袖口的衬里和领口的一道边上。她身后是一面近乎全黑的折叠屏风，上面散落着花朵和蝴蝶，左上角用红色颜料写着画家的签名“乔·亨·布莱特纳”。2016年的研究显示，布莱特纳是在另一幅画上面画的，女孩下面藏着一个体形不同的坐着的女人，可能是裸体。
当时的一位评论家写到那些穿着花哨衣服、头枕靠垫的日本女人，说她们样子可疑，姿态无耻。收藏家让·夏尔·德鲁克和妻子玛丽亚·德鲁克-弗雷泽在1919年把《穿白色和服的女孩》连同另外70幅画一起交给了国家博物馆，1944年又立遗嘱把它赠给博物馆。早在1909年，博物馆就为他们的收藏专门加建了一翼。
1895年7月，赫斯耶·夸克和一个姐妹去了南非，1899年死在那里，年仅22岁，很可能死于肺结核。
24. 文森特·梵高《自画像》，1887年
安德里斯·邦格从1879年起在巴黎工作，在那里和提奥·梵高成了朋友，还把自己的妹妹约翰娜介绍给提奥，1889年提奥娶了她。文森特管邦格叫安德烈。到1893年，这幅自画像已经在邦格手里，据博物馆记载，是画家本人送给他的，不过研究者没能确定是哪一年送的。邦格收藏奥迪隆·雷东、埃米尔·贝尔纳、塞尚和梵高的作品，1936年1月去世，同一年，他的遗孀弗朗索瓦丝把这幅肖像捐给了国家博物馆。阿姆斯特丹的梵高作品大部分来自梵高家人的收藏，存放在1973年开馆的梵高博物馆里，而这幅自画像是国家博物馆自己的藏品。
1886年，文森特·梵高从安特卫普来到巴黎，在此之前，他在布拉班特的乡村纽南用暗沉的土色作画。在巴黎，他住在当画商的弟弟那里，看到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作品，还画了许多自画像，因为他自己是最便宜的模特。据博物馆说，提奥向他讲起法国新出现的明亮画法，在巴黎，文森特开始在自己的自画像上试验这些手法。1888年2月，他去了阿尔勒。
这幅肖像画在纸板上。头向左转成四分之三侧面，绿色的眼睛看着观者，头戴一顶宽边灰毡帽。红胡子是用细小的竖向笔触点成的，脸由粉红、橙色、绿色和奶油色的短笔触组成，这些笔触在眼睛周围呈扇形散开，又顺着鼻梁往下走。他系着白色立领和鲜蓝色的领带，博物馆称他是一个衣着时髦的巴黎人。棕色外套上布满彩色的短线，像花呢一样，绿松石色的背景用短短的斜向笔触铺成，从右上方斜向左下方。
邦格的遗孀把梵高的这幅自画像交给博物馆时，还一起送去了埃米尔·贝尔纳1897年的一幅自画像，上面题着“献给我们的荷兰朋友”。
买回来
25. 伦勃朗《旗手》，1636年
2019年，埃利·德罗斯柴尔德的继承人决定出售《旗手》，法国宣布它为国宝，好把出口推迟30个月，然而卢浮宫没能筹到钱，放弃了购买。2021年12月，荷兰政府宣布以1.75亿欧元买下这幅画。国家出了1.5亿，伦勃朗协会出了1500万，国家博物馆基金会出了1000万。议会里有人质问，为什么钱要付给库克群岛的一家信托，也有人怀疑，在剧院和博物馆因疫情亏损的时候，花这么多钱是否合适。议会要求让各省都能看到这幅画，2022年5月到2023年4月，它在全国十二家博物馆各挂了三个星期，从吕伐登到马斯特里赫特。2023年6月14日，一群中小学生在国家博物馆迎接了它。
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1840年起就拥有《旗手》，那一年，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在伦敦的拍卖会上花840英镑买下了它，在此之前，这幅画属于英国国王乔治四世。2016年，荷兰和法国已经一起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手里买过伦勃朗的一对肖像，画的是马尔滕·索尔曼斯和奥普延·科皮特，从那以后，这两幅画由国家博物馆和卢浮宫共同拥有。
伦勃朗那时三十岁左右，两年前娶了萨斯基亚·范厄伊伦堡。画中男子画到腰部稍下，研究者从他脸上认出了伦勃朗本人的特征，他穿着一百年前的服装，直视着观者。他右肘向外撑开，手掌按在胯上，头戴一顶边缘呈花式的天鹅绒贝雷帽，插着一根长长的金褐色鸵鸟羽毛，颈上戴着钢制护喉。他身后，一面浅灰色的旗子从画布上边缘以巨大的褶皱垂落下来，搭过他的肩膀，他用左手在胯边攥住旗布。光从左上方照在脸上、旗子上和蓬松的袖子上，其余部分隐没在褐色和橄榄色里。
博物馆称这幅画是伦勃朗在艺术上的突破，它比同样画了旗手的《夜巡》早六年。艺术史家埃里克·扬·斯勒伊特则从中看出一出喜剧，一个自命不凡、像在演戏的掌旗官，他还引用纺织品专家的看法，说这面旗子像一条带饰边的大亚麻床单。
看完这25件之后
我们挑选的作品，都看得出是谁出的钱，谁改过它们，谁争着拥有它们，从阿尔克马尔的济贫院，一直到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手里买下伦勃朗的荷兰政府。第二次来时，值得找一找雅各布·范·勒伊斯达尔的《维克·比·迪尔斯泰德的风车》、扬·斯特恩的《圣尼古拉节》、赫特亨·托特·辛特·扬斯的《三博士来朝》和伦勃朗的《扮作使徒保罗的自画像》。绘画以外的藏品，最好从代尔夫特陶器、船舶模型和亚洲馆里的寺庙守护神雕像看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