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巴塞尔阿默巴赫家族的继承人准备把家传的收藏卖到阿姆斯特丹。收藏里有大约50幅画，其中15幅出自小汉斯·荷尔拜因之手，此外还有素描、版画、钱币、书信和一座藏书室。市长约翰·鲁道夫·韦特施泰因建议城市和大学自己把它买下来，于是双方决定出9000帝国塔勒。市议会付了三分之二，其余由大学支付，收藏也交给大学保管，1671年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称之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属于一座城市的公共艺术收藏。
一个家族的画成了城市的财产（1519年至1661年）
1. 小汉斯·荷尔拜因《博尼法斯·阿默巴赫肖像》
博尼法斯·阿默巴赫是巴塞尔印刷商约翰·阿默巴赫的小儿子，1519年秋天，他准备去阿维尼翁继续学习法律。路途遥远，法国南部又在闹瘟疫，据博物馆说，他正是因此才订制了这幅肖像，万一死在路上，家里还能留下他的面容。肖像上的拉丁文诗句是阿默巴赫自己写的。
荷尔拜因把这些诗句写在一块木牌上，木牌挂在画面左边的树干上。诗是以肖像本身的口吻写的：画出的面容不逊于活人，与它的主人相当，主人走过了八个三年，也就是24年，艺术则在肖像里再现了自然赋予他的样子。下面写着阿默巴赫和荷尔拜因的名字，还有日期，1519年“十月伊德斯日的前一天”，也就是10月14日，几天前阿默巴赫刚满24岁。红外摄影显示，诗句在木板上也改过。第二行起初以“用颜料画成”结尾，到了定稿，肖像称自己“以线条见其高贵”。
阿默巴赫本人几乎以侧面朝向木牌，目光却越过它，望向画外。黑帽子和黑袍子衬着清冷的蓝天，画上最暖的是脸和红褐色的胡子，右下方的树枝下面，还露出几座小小的雪峰。
荷尔拜因那时大约22岁。他已经在巴塞尔工作了几年，为当地的印刷商画扉页和插图，1519年9月25日，也就是肖像上的日期之前不到三周，他加入了巴塞尔画家的“天堂”行会，从此可以开设自己的作坊。1526年他去了英国，两年后回来，1532年迁居伦敦，从此再没有回来定居。
阿默巴赫在阿维尼翁取得博士学位，回到巴塞尔讲授罗马法，成了伊拉斯谟最亲近的心腹，1536年伊拉斯谟立他为继承人。肖像留在了家里，博尼法斯的儿子巴西利乌斯以父亲的画作和素描为核心，建起了一个真正的收藏，也就是1661年城市买下的那一个。博尼法斯曾在一张纸上把诗的开头抄改了大约20遍，这张纸和同一收藏里的书籍、书信一起，保存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
2. 小汉斯·荷尔拜因《墓中的死去基督的身体》
1867年8月，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这年2月刚与他结婚的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在去日内瓦的路上，在巴塞尔停留了一天，为的是看一幅他早有耳闻的画。画挂在奥古斯丁巷的一座楼里，这座楼1849年落成，专门安置巴塞尔的公共收藏。安娜在日记里写道：“他想凑近些看，就站到了椅子上，我非常担心他会被罚款。”很多年后，她在回忆录里说，这幅画给丈夫留下了“压倒一切的印象”。她自己看不下去，走到别的展厅去了，过了十五到二十分钟回来，发现他还站在原地，“像被钉住了一样”，脸上带着那种惊恐的神情，她在他癫痫发作的最初几分钟里见过这种神情。她挽起他的胳膊，扶他到隔壁展厅的长椅上坐下。病没有发作，临走的时候，他坚持要回去再看那幅画一眼。
巴塞尔收藏里最著名的这幅画，画在一块又长又低的木板上，尸体和真人一样大。它独自躺在一个狭窄的石龛里，身下是一块白布，从石板边缘垂下来。头在左端，向后仰着，嘴张开，看得见的那只眼睛向上翻起，阴影里的脸是灰绿色的，长长的黑发从石板上垂落。皮肤下面肋骨凸现，肋旁伤口的下方有一片发暗的淤青。右手沿着大腿放着，手背朝外，上面有暗红色的钉痕，中指一直伸到石板的边缘。脚上方的端壁上，“M.D.XXI”（即1521）和“H.H”画得像是刻在石头上的。
博物馆认为，这幅画可能是博尼法斯·阿默巴赫订制的（关于他和荷尔拜因，见第1件），它一直留在他家，直到1661年被城市买下。2021年的研究表明，石龛起初要小一些，顶上是拱形的，荷尔拜因把它改成了长方形的匣子，又在新的端壁上重新写了签名和日期。日期起初是罗马数字的1522，收尾时他用石头的颜色盖掉了末尾代表“一”的那一笔。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幅画写进了1868年至1869年连载的小说《白痴》。罗戈任阴暗的家里挂着它的一幅摹本，梅什金公爵看着它说，看了这样的画，有的人说不定会失去信仰。后来，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伊波利特仔细描述了这幅画，并且问，见过这样一具尸体的人，怎么还能相信复活。据博物馆统计，这幅画在小说里出现了五次。
3. 小汉斯·荷尔拜因《艺术家的家庭肖像》
1543年荷尔拜因在伦敦去世时，这幅画已经归苏黎世画家汉斯·阿斯珀所有，他不肯把它卖给任何人，连巴西利乌斯·阿默巴赫也不卖。荷尔拜因的妻子埃尔斯贝特把画让了出去，可画是怎样到了阿斯珀手里的，历史学家没有找到文献。直到阿斯珀1571年去世，巴西利乌斯才通过苏黎世药剂师格奥尔格·克劳泽，花六个克朗得到了它，据博物馆的资料，画在1579年进入阿默巴赫收藏。
大约1528年，荷尔拜因第一次从英国回来以后（关于他，见第1件），画了埃尔斯贝特和两个大一些的孩子菲利普和卡塔琳娜。他画在纸上，后来人物被沿着轮廓剪下，贴到了椴木板上。埃尔斯贝特垂着眼睛，目光越过了孩子们，眼皮沉重发红，嘴角下垂，她那只又大又沉的右手搭在儿子肩上。菲利普是严格的侧面，仰起头往右上方看，坐在母亲膝上的小卡塔琳娜也望向右边，望向画外。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幅画原来更大，右边也许画着站在画架前的荷尔拜因本人。他们的依据是两个孩子都朝右看，还有红外摄影，它显示菲利普的头起初画在另一个位置。剪下的纸边沿着轮廓看得出来，埃尔斯贝特的帽子周围有一道细细的浅色线，卡塔琳娜伸出的手，手指在右边缘被齐齐切断。右下角发红的长凳上还留着“152”，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字随着剪掉的部分一起没了。
4. 小汉斯·荷尔拜因《科林斯的莱伊丝》
灰色石栏的前缘写着拉丁文“科林斯的莱伊丝”和年份1526，莱伊丝是古希腊有名的交际花。年轻女子的右手搁在石栏上，掌心向上，手指松弛，旁边是一小堆金币，另有一枚单独放着。她低头看向自己摊开的手掌。她穿着开衩的红丝绒胸衣，白色亚麻从开衩处拉出来，配着硕大的赭橙色丝绸袖子，头发上罩着金色发网，身后是厚重的绿色帷幕。荷尔拜因1526年在巴塞尔画了这块木板，正是他动身去英国的那一年（关于他，见第1件）。
传说莱伊丝是古代最著名的画家阿佩莱斯的情人，而巴塞尔的人文主义者把荷尔拜因称作“阿佩莱斯”。一些艺术史学者由此提出一种解读：这幅画讲的是绘画本身，讲的是美要用重金来换。
给荷尔拜因当模特的是谁，全凭一行字。16世纪80年代，大约在这块木板画成60年后，巴西利乌斯·阿默巴赫在收藏清单里记下，两块小木板上画的是奥芬堡家的一位女子，其中一块上写着“科林斯的莱伊丝”。奥芬堡是巴塞尔的一个家族，从那以后，模特时而被认为是寡妇玛格达莱娜·奥芬堡，时而被认为是她的女儿多罗特娅，尽管除了这条记录，她们和这幅画再没有任何联系。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传说，说玛格达莱娜是荷尔拜因的情人。
同一条记录里的第二块小木板《维纳斯与丘比特》也在巴塞尔。艺术史学者约亨·桑德尔根据技术研究得出结论，这是作坊里一位助手画的《莱伊丝》复制品，他把原作的轮廓镜像转印过来，并改变了手的位置。
市议会回绝选帝侯（1529年至1771年）
5. 小汉斯·荷尔拜因《基督受难》
1641年10月4日，巴塞尔小议会回绝了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使者，这位使者是来向城市购买荷尔拜因所画的八幅基督受难场景的。据会议记录，议会“极尽礼数”地送走了使者，请他喝了酒，还派人给他引路。后来，法国旅行家夏尔·帕坦在1673年写道，选帝侯为这些木板出价30000弗罗林。曾为马克西米利安画过肖像的画家约阿希姆·冯·桑德拉特在他1675年的书里说，作画期间他亲自向选帝侯称赞过这些木板，那位使者办事笨拙，而遭到拒绝之后，城市对这些画的价值反倒更有把握了。
荷尔拜因（关于他，见第1件）在16世纪20年代中期画了这些画，作为一座木雕祭坛两扇翼板的外侧，这座祭坛大概是为巴塞尔大教堂做的。被翼板遮住的木雕没有保存下来，翼板本身则很可能是在1529年巴塞尔捣毁教堂圣像的时候被送进了市政厅。中间的木板比两边的高，所以整个画框的上缘朝中央阶梯式升高，重现了已经失去的祭坛的轮廓。每块木板上下各有一个场景，中间隔着一条镀金纹饰。上排前三个场景是夜景，即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被捕和基督在该亚法面前，光来自画面里的火把和炉火。其中第二个场景里，穿黄衣的犹大在举着火把和戟的人群中亲吻基督，左下方，灰白胡子的彼得向倒在地上的马勒古举起了刀。士兵们穿着16世纪20年代流行的盔甲和开衩的裤子，周围的建筑是意大利式的。桑德拉特称赞这些画懂得“白昼与黑夜的光”。
1770年，议会把这些翼板作为巴塞尔政府的赠礼，移交给当时由大学管理的公共收藏。1771年，大学委托生于斯图加特、在巴塞尔做肖像画家的约翰·尼古劳斯·格罗特清洗木板、修补损伤，八个场景似乎从那时起就装在了同一个画框里。从19世纪中叶起，人们指责格罗特毁了这些画。1997年，艺术史学者贝恩德·林德曼研究了这些木板，没有发现后人重画的痕迹，所以格罗特因之挨骂的那种平整光滑的表面，其实出自荷尔拜因本人之手。
继承人输掉官司（1667年至1823年）
6. 汉斯·巴尔东·格里恩《死神与少女》
巴塞尔法学家雷米吉乌斯·费施是法学教授，三次出任大学校长，他建起了巴塞尔第二个大型私人收藏室，收有绘画、钱币、书籍、版画和素描，巴尔东的这块木板在他生前就已归他所有。他1667年去世，终身未婚，遗嘱规定，只要有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后人来管理，收藏就留在家族里。
巴尔东年轻时在纽伦堡丢勒的作坊里当过帮手，他在木板上写下的年份是1517年，那一年，他在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大教堂的主祭坛上干了将近五年之后，回到了斯特拉斯堡。画的上方用金字写着一句古德语，意思是“你得进到这里来”。这里的死神是一具褐色的、皮革似的、半腐烂的尸体，头骨光秃，眼窝空洞，肋骨间有一个撕裂的窟窿。死尸站在少女的右肩后面，手里攥着她一绺红褐色的头发，头发向下流淌，与他腿上破布般的皮肉融在一起。苍白赤裸的少女在哭，眼睛向上翻，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她把紧握的双手按在他瘦骨嶙峋的前臂上，好像在向这具死尸本人哀求。他用另一只手指向下方，据博物馆的描述，指的是一座敞开的坟墓。她腰间的透明薄纱只用几道白线画成，什么也没有遮住。
大学多次想得到费施的收藏，机会终于在约翰·雅各布·费施当上管理人时到来，他是法学家，却没有博士学位。他在巴塞尔拿不到这个学位，因为法学教席空缺。一审法院判家族胜诉。1823年，上诉法院把收藏从费施家族手里收走，交给了大学，却没有考虑到这位继承人在此期间已经在弗赖堡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博物馆找到画家的名字（19世纪90年代）
7. 康拉德·维茨《犹太会堂》（《救赎之镜》祭坛画）
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这座祭坛留在巴塞尔的木板一直被归于“海尔特亨·托特·辛特·扬斯画派”，海尔特亨是哈勒姆的尼德兰画家。它们真正作者的名字那时其实已经被人读了出来，只不过是在日内瓦：日内瓦一座1444年祭坛的画框上写着拉丁文“巴塞尔的康拉杜斯·萨皮恩蒂斯”，这是巴塞尔人康拉德·维茨名字的拉丁写法，1845年，日内瓦学者布拉维尼亚克读出了这行字，推测其中写的是画家的名字。没有人把它和巴塞尔联系起来。19世纪90年代中期，巴塞尔收藏的保管人丹尼尔·布克哈特和日内瓦人雅克·马约尔注意到，日内瓦的祭坛翼板和巴塞尔的木板出自同一人之手。马约尔在1896年发表了这一发现，布克哈特在1901年。巴塞尔的祭坛上没有签名，博物馆根据它和日内瓦祭坛的相似之处，认为作者很可能就是维茨。
一般认为，这座祭坛约在1435年为巴塞尔的圣莱昂哈德教堂而画，《犹太会堂》是右翼外侧的一部分。一个年轻女子站在灰墙围成的空荡石室里，穿着一件刺眼的酸黄色大裙子，裙子带着生硬的折痕落到地上。她闭着眼，眼睛上横着一条透明的蒙眼布，只用几道细细的白线画成，很容易看漏。她的脸像白垩一样白，低垂着头。两块灰色的石制律法版靠在她的右肩上，她用右手在腰边托住它们的下端。律法版上的字母看上去像希伯来文，博物馆却称之为“臆造的希伯来文”。她左手握着一根细细的金色杆子，杆子在顶端附近折断，挂着一面红色小旗，右边缘的门洞里露出一条鲜亮的蓝色。
蒙眼布、折断的长矛和滑落的律法版，是中世纪艺术里“犹太会堂”的惯常标志，这种艺术把她和“教会”配成一对，用她来代表不承认基督的犹太人。维茨保留了所有这些标志，把她画成一个年轻优雅的女子，身高和体态都与配对木板上的“教会”一样，那位“教会”披着红斗篷，睁着眼睛，拿着圣杯和十字架。
《犹太会堂》是巴塞尔收藏家彼得·菲舍尔-帕萨万1843年捐给博物馆的，其他几块木板也都在19世纪由巴塞尔的家族陆续捐赠。《教会》是博物馆1928年用政府、两家基金会和许多艺术爱好者的钱买下的，同年起，报喜天使作为戈特弗里德·凯勒基金会的寄存品也保存在这里（关于这家基金会，见第8件）。祭坛现存的14个部分中，有九个在巴塞尔。这座祭坛早年被拆开，木板也沿着厚度被锯开，正面和背面从此分离，《犹太会堂》的背面成了一幅独立的画《示巴女王觐见所罗门》，现藏柏林。
联邦买下一位巴塞尔画家的画（1920年）
8. 阿诺德·勃克林《死之岛》（第一版）
生于巴塞尔、当时住在佛罗伦萨的勃克林，1880年春天为他的赞助人亚历山大·京特画了这幅画，却没有把它交给京特。画布还没完成时，金融家的遗孀玛丽·贝尔纳来到画室，想要这幅画，说是“为了做梦”，勃克林便为她画了第二版，现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幅画一共有五个版本。
岛占据宽幅画布的中间一带，上方是空旷的深色夜空，下方是近乎黑色的平静水面。两座被温暖的金褐色光照亮的岩壁向两边分开，中间耸立着高高的黑色柏树，岩壁上凿着长方形的墓室入口。一条小船正驶向两岩之间的白色码头。船的一头坐着穿深色衣服的划船人，他身后站着一个从头到脚裹着发光白布的人影，背对观者，船的另一头，也就是右边，放着一口盖着白布的棺材。左下角的暗水里，隐约能看到姓名缩写“AB”。
1920年，戈特弗里德·凯勒基金会买下了这幅画。这家基金会1890年用莉迪亚·韦尔蒂-埃舍尔交给瑞士联邦的财产设立，以诗人戈特弗里德·凯勒命名。基金会买什么，由联邦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会决定，买下的作品交给瑞士各地的博物馆保管，往往送回作品的故乡。《死之岛》的所有者是基金会，也就是联邦，巴塞尔美术馆从1920年起把它作为寄存品保管。
最早的现代绘画（1931年至1937年）
9. 保罗·克利《塞内西奥》
几乎整幅画都被一个短颈上的圆头占满，脸被分成一块块平涂的色块，头骨右半边是淡黄色，一条粉色带横过两颊，下巴是白色、奶油色和黄色的方块。两只眼睛由同一条细线勾出，细线在鼻梁上交叉成一个“8”字，瞳孔是扁平的暗红色小圆点，左眼比右眼高。左眼上方是一个尖顶的白色三角，右眼上方是一道深绿色的弧，好像一条眉毛挑了起来。嘴是两个错开排列的暗紫色小方块。颜料很薄，透过它能看到白垩底子和贴在纸板上的纱布纹理，眼白处最明显。
在拉丁文里，“塞内西奥”指千里光，一种杂草，它白色蓬松的种子头像一头白发，这种植物的名字本身就来自拉丁文的“老人”一词。克利在自己的作品目录里还给这幅画起了一个德文名字，意思大约是“快要变老的人”。他在画的左边缘签上“克利”，下面写着“1922 /// 181”，即年份和这幅画在他自己目录里的编号。
克利1879年生于伯尔尼附近，但因为父亲是德国人，他终生都是德国公民。从1921年起他在包豪斯任教，《塞内西奥》是他在魏玛工作的第二年画的。1933年纳粹把他从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解职，同年年底他迁往伯尔尼。1937年，他的作品被从德国的博物馆里没收（其中一幅《别墅R》，见第13件）。1939年克利申请瑞士国籍，1940年6月29日去世，最终没能成为瑞士人。
1931年，博物馆从慕尼黑画商京特和索菲·弗兰克夫妇手里买下了《塞内西奥》。它和埃米尔·诺尔德的《蓝色鸢尾I》是收藏中最早的现代绘画之一，1936年博物馆新的主楼落成时，除了它们和另外几件作品，馆里几乎没有现代艺术。
10. 文森特·梵高《弹钢琴的玛格丽特·加歇》
四十多年里，这幅画一直挂在玛格丽特·加歇的卧室里，那是她父亲保罗·加歇医生在瓦兹河畔奥维尔的家。1934年，巴塞尔美术馆艺术委员会的两位成员，馆长奥托·菲舍尔和收藏家鲁道夫·施特赫林，专程到奥维尔的加歇家里看这幅画，同一年博物馆把它买了下来。
1890年5月，梵高来到奥维尔，为的是住在加歇医生附近，同年夏天他画了医生的女儿，7月底去世。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里列出了颜色：“裙子是粉红色的。背景的墙是绿色的，带着橙色的点，地毯是红色的，带着绿色的点，钢琴是深紫色的。”画布很窄，高度是宽度的两倍。玛格丽特侧身坐着，俯向琴键，头发挽成发髻，钢琴被左边缘截断，上面放着乐谱和一支没有点燃的蜡烛。墙上的橙色圆点一直铺到画布的一半高度，右下方是红色的地毯，上面点缀着短短的绿色笔触。
裙子里的红色颜料随着时间褪了色，粉红的裙子现在看上去几乎是白色，夹着淡绿和黄色的笔触，其间零星可见几道粉红的纹路。
11. 洛维斯·科林特《帝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像》
1937年，买这幅肖像的钱由工会和巴塞尔城市州教育局提供，馆长奥托·菲舍尔从洛维斯·科林特的遗孀手里把它买了下来。据博物馆说，艺术委员会对这笔购买“强烈不满”，要靠菲舍尔本人的一票才得以通过。同一年，德国的博物馆开始没收科林特的画（见第15件）。
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当时是德国的帝国总统，1924年3月，科林特在他柏林的寓所里为他画像。画家想让总统坐着，艾伯特拒绝了，说他在这个姿势上有过不好的经历，于是科林特画了站姿。他在自传里回忆，艾伯特的头以一种“有趣的丑”吸引了他。艾伯特几乎正面站着，直视观者。光从左边缘挂着纱帘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半边脸上，另外半边隐入褐色的阴影。受光一侧的深色双排扣西装用鲜亮的群青和蓝紫色条纹画成，右手垂在上衣前，左手叉腰，画布下三分之一的双腿只是草草勾出。右上角的墙上写着德文“洛维斯·科林特，1924年3月”。
那时科林特65岁。1911年12月中风以后，他的身体部分瘫痪，但他仍然继续作画。他在1925年7月去世。
1939年夏天：从帝国仓库里买画
12. 弗朗茨·马尔克《动物的命运》
1916年至1917年冬天，这幅画右边的三分之一在柏林一家艺术品运输公司的仓库里烧毁了，马尔克在柏林“风暴”画廊的遗作展结束后，画一直存放在那里。马尔克本人1916年3月4日在凡尔登阵亡。去世前一年，他在前线收到一张印着这幅画的明信片，给妻子玛丽亚写信说：“它像是对这场战争的预感，可怕而震撼，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画的！”
马尔克在1913年春天画了这幅画，起初给它取名《树木显示年轮，动物显示血脉》。首次展出前，他听从朋友保罗·克利（关于他，见第9件）的建议改了名，1919年，克利依据一幅准备性的水彩和照片修复了烧毁的部分。博物馆写道，他用明显更暗的色调，让损失仍然看得出来。在马尔克画的左边三分之二里，斜线交错穿过画布，一根巨大的红褐色树干从上方倒向右边缘，中间一头蓝色的鹿仰着头立起前腿，左边是两个张着嘴的绿色马头。它们下方是一个带细细红色纹路的白色三角形，这就是最初标题里的“血脉”，左边缘则是一段露出年轮的原木横截面。克利画的右边三分之一浑浊，呈褐橄榄色，夹着淡淡的红色和灰绿色线条，它和马尔克饱满的色彩之间的分界参差不齐，像烧焦的边缘。
马尔克死后，画留在遗孀手里，1930年哈勒市立博物馆买下了它，1937年帝国宣传部把它作为“堕落艺术”没收，1938年它被送进柏林舍恩豪森宫的仓库，当局认为适合卖到国外的作品都集中在那里。1939年夏天，巴塞尔从德国博物馆没收的作品中买了21件，其中八件是6月30日在卢塞恩的特奥多尔·菲舍尔画廊拍卖会上买的，13件是通过柏林画商卡尔·布赫霍尔茨和希尔德布兰德·古利特购得的，钱来自州政府50000瑞士法郎的专项拨款。7月，博物馆新任馆长格奥尔格·施密特给评论家保罗·韦斯特海姆写信说，这一切在他看来像童话一样，“要是促成这一切的情形不是如此可怕地真实和残酷就好了”。《动物的命运》是这批购藏中的第一件。施密特5月在舍恩豪森的仓库里看到了这幅画，在州政府批准拨款之前就谈妥了购买。1939年5月10日，他给代表宣传部出售此画的古利特发电报，出价6000瑞士法郎，最后付了6900。
13. 保罗·克利《别墅R》
法兰克福的女画家和收藏家葆琳·科瓦尔齐克在1919年11月买下了这幅画，也就是克利画它的那一年。从1916年起，她是法兰克福市立美术馆购藏委员会的第一位女性成员。1926年，她因通货膨胀破产，把自己几乎全部的现代艺术收藏，共34件作品，卖给了设在施泰德美术馆里的这家市立美术馆，换取终身年金。1937年8月，《别墅R》被从施泰德没收。
这幅画不大，画的是夜景，背景几乎是黑色的。中心偏左立着一座别墅，由白色、粉红、冷蓝和紫色的扁平色块搭成，一扇大窗户被分成暗红色的方格。一条宽宽的红色道路从左下方进入画面，经过房前，逐渐变窄，向上通到右边缘。房子右边的路上立着一个带衬线的灰绿色大写字母R，和山丘一样是暗淡的绿色。左上角是一个绿色的半圆，右上角是一轮黄色的满月。据博物馆说，这是克利最早的油画之一，在此之前他长期只在纸上作画。同一年他还画了带一个黑色大字母的《R城》，收藏那幅画的慕尼黑伦巴赫之家认为，这个字母的含义是加了密的。
1939年6月30日，特奥多尔·菲舍尔画廊在卢塞恩拍卖了125件从德国博物馆没收的作品，其中86件流入了德国以外的收藏。巴塞尔代表团原本不打算竞拍《别墅R》，它在拍卖目录里是第59号，标题是《路边的房子》，代表团用买完预定作品后剩下的钱买下了它。这次拍卖会上的克利油画只有两幅，《别墅R》和《修道院花园》，后者在1940年毁于火灾。
14. 葆拉·莫德松-贝克尔《戴琥珀项链的半身裸体自画像 II》
1906年2月，葆拉·莫德松-贝克尔离开了丈夫、画家奥托·莫德松，离开不来梅附近的沃尔普斯韦德艺术家村，独自到巴黎作画。这一年她画了大约15幅自画像。为其中一些自画像，她拍了裸体照片，替她拍照的大概是妹妹赫尔玛，据博物馆说，这幅自画像就是依据照片画的。博物馆认为它是历史上最早的裸体自画像之一，并认为她很可能并不打算公开展示它。
她用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望着观者，头微微侧向一边，鲜红而线条分明的嘴唇抿成一个小小的、含蓄的微笑。头发里插着三朵粉红色的花。一条由大颗琥珀珠串成的长项链，画成一个个扁平的芥末赭色圆圈，呈马蹄形垂在胸下。她举起的右手用指尖捏着一朵短茎的粉红色花，左手横在身前，手腕急剧地向上弯起。她身后是浓密的深蓝色枝叶，衬着淡淡的灰蓝色背景。博物馆在这里看到了古代木乃伊肖像的影响，那些肖像都是正面的，眼睛很大，手里拿着花。
1907年春天，她和丈夫一起回到沃尔普斯韦德，11月2日生下一个女儿，11月20日去世，终年31岁。这幅自画像1913年首次展出，同年被汉诺威收藏家赫伯特·冯·加尔文斯-加尔文斯堡买下。1928年，汉诺威的克斯特纳博物馆从他手里购得此画，1937年它从那里被没收。
1939年6月30日在卢塞恩，它是第97号拍品。拍卖前一天，州政府批准了申请的100000瑞士法郎中的50000，艺术委员会买下了这幅画，尽管价格超过了委员会自己定的上限。同一天，巴塞尔放弃了毕加索的《索莱尔一家》，因为买它几乎要花光全部拨款。巴塞尔还有两幅莫德松-贝克尔的画，都是1939年通过布赫霍尔茨买的，其中一幅《男孩与猫》也是从克斯特纳博物馆没收的。
15. 洛维斯·科林特《Ecce Homo》
1937年7月19日，画家阿道夫·齐格勒在慕尼黑为“堕落艺术”展揭幕时说，科林特“第二次中风以后，只画出了病态的、让人看不懂的涂鸦”。展出的七幅科林特作品中，有三幅来自柏林国家美术馆，《Ecce Homo》就是其中之一。它是7月7日第一波没收时被从美术馆取走的，那时正在为慕尼黑的展览征集作品。德国的博物馆一共没收了45幅科林特的画。2017年，巴塞尔美术馆的策展人埃娃·赖费特说，当时对于这幅画算不算“堕落”，看来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尽管它出现在慕尼黑展览的许多照片上。
科林特在1925年、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画了这幅画（关于他，见第11件），据博物馆说，给他当模特的是一些熟人。三个和真人一样大的人物肩并肩站着，被画面下缘截在膝盖处。中间是年轻的基督，戴着荆冠，穿着无袖的红色长衣，脸、肩膀和手臂上溅满鲜血，交叉的手腕被粗绳绑着。左边是彼拉多，穿着白色长袍，长袍用铅白和冷蓝色调画成，他额上系着黄色头带，摊开手掌指向基督。右边是一个穿暗色钢甲的秃头士兵，绳子从基督被绑的双手一直牵到他那里。红、黑灰和白构成三大块色斑，笔触处处迅疾浓厚，画得最仔细的是基督的脸。科林特在画布左上角写着“Ecce Homo. / 洛维斯·科林特 / 1925”。
科林特死后，画留在遗孀手里，1929年国家美术馆买下了它，1938年8月，已被没收的这幅画进了舍恩豪森的仓库。1939年5月底，格奥尔格·施密特到柏林，和画商卡尔·布赫霍尔茨一起挑选了一批作品，后来这些作品被送到巴塞尔供审看。6月12日，布赫霍尔茨从宣传部为巴塞尔购得《Ecce Homo》，卢塞恩拍卖之后，艺术委员会又从送来的作品中选了12件，这幅画就在其中。1949年，画被没收时主持国家美术馆的保罗·奥特温·拉弗，把《Ecce Homo》放在了他的著作《第三帝国的艺术独裁》的封面上，这是最早讲述清除“堕落艺术”运动的书之一。
流亡者捐赠，博物馆补上错过的画（1941年至1977年）
16. 保罗·高更《塔马特特（市场）》
罗伯特·冯·希尔施在1940年获得瑞士国籍时，把这幅画送给了巴塞尔，1941年画被登记进博物馆的藏品目录。希尔施1883年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已经同化的犹太家庭，1898年进入亲戚在奥芬巴赫开的皮革公司，1913年获黑森大公授予贵族称号“冯”，1917年成为公司的唯一所有人。他大约从1907年开始收藏，藏品里有中世纪的金匠作品和珐琅、丢勒的素描、手抄本，还有近现代的法国绘画。他原本打算把一大批藏品捐给法兰克福的博物馆，但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他移居巴塞尔，公司在那里有分部，他把全部收藏都运了过去，只有一幅画除外（见第19件）。
高更1892年第一次在塔希提时画了《塔马特特》。这个塔希提词的意思是“市场”，博物馆也就这样称呼它。这幅画也以《今天我们不去市场》为人所知，不过这个标题并不是塔希提原文的翻译。五个穿着高领长裙的女人在一条绿色长凳上坐成一排，每条裙子都是一种平涂的颜色，从左边近乎黑色的绿到右边的黄。她们的头有的是严格的侧面，有的转向一边，举起的手都翻开掌心，只有中间的女人直视观者。高更依据一幅埃及壁画来安排这一排人物，那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书吏内巴蒙墓中的宴饮场面，他把它的照片带到了塔希提。他画在黄麻布上，粗糙的织纹透过薄薄的哑光颜料，在整个画面上显露出来。
1945年，希尔施在巴塞尔与雕塑家玛尔塔·德雷福斯-科赫结婚，1955年获得巴塞尔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后来他和博物馆分道扬镳。希尔施认为，当代艺术应当由私人收藏家去买，博物馆应该守住已有定评的作品，当巴塞尔美术馆在馆长弗朗茨·迈尔任内开始购买新的美国绘画时，他放弃了把全部收藏留给这座城市的打算。他于1977年11月1日在巴塞尔去世，按照遗嘱，大部分藏品于1978年在伦敦苏富比拍卖。
17. 胡安·格里斯《持曼陀林的女子（仿柯罗）》
大约1860年至1865年，卡米耶·柯罗在画室里画了一个穿意大利服装的模特，她膝上放着曼陀林，若有所思地望着它，这幅画后来被人称作《持曼陀林的遐想女子》。1916年，它挂在布达佩斯赫尔佐格·莫尔·利波特男爵的收藏里，如今藏于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就在1916年9月，胡安·格里斯依据这幅画画了自己的作品。
格里斯沿用了柯罗的细节：发带上的一排细小珠子，珍珠耳环，深色胸衣下的白衬衫，横在膝上、琴身朝左、琴颈朝右的曼陀林，还有头部的倾斜。柯罗的色彩他几乎一点没留，整幅画用的是板岩灰、黑、白垩白、深瓶绿和铁锈棕。脸分成亮暗两半，一只眼睛勾着细细的白线，曼陀林变成了一块铁锈棕色的板子，琴弦用白色刮出，白袖子圆圆的袖口用细碎的灰点打上阴影，像是喷上去的。
格里斯1887年生于马德里，1906年起住在巴黎。1916年，他的画商、德国公民丹尼尔-亨利·卡恩韦勒在瑞士等待战争结束，5月，格里斯和莱昂斯·罗森伯格签了合同。同一年，他开始画人物，并依据拉斐尔、委拉斯开兹和塞尚的作品画素描。
这幅画是拉乌尔·拉罗什送给巴塞尔的，他是巴塞尔一位银行家的儿子，1911年至1954年在巴黎的银行工作。从1918年起，他和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画家阿梅德·奥藏方成了朋友，两人帮他收集立体主义作品，勒·柯布西耶还在巴黎的欧特伊为他和他的收藏建了拉罗什别墅。1952年、1956年和1963年，拉罗什把90件立体主义和纯粹主义作品赠给巴塞尔，此后人们便专程到巴塞尔来看立体主义。格里斯用油彩在胶合板上画了《持曼陀林的女子》，透过背景薄薄的灰色颜料，能看到木头的竖向纹理，右上角最明显。
18. 亨利·马蒂斯《河岸》
1939年6月30日，在卢塞恩，巴塞尔美术馆馆长格奥尔格·施密特眼看着马蒂斯的《河岸》作为第96号拍品，被阿斯科纳的马克斯·米勒买走。那天巴塞尔买了另外八件作品。这幅画原属福克旺博物馆，博物馆的创办人卡尔·恩斯特·奥斯特豪斯1908年2月在巴黎的伯恩海姆-热纳画廊买下了它，几个月前，他刚买下世界上第一幅进入博物馆的马蒂斯作品。奥斯特豪斯死后，他的收藏在1922年从哈根迁到埃森，1937年这幅画作为“堕落艺术”从那里被没收。
马蒂斯在1907年春天画了这幅画，地点是科利乌尔，那是地中海边靠近西班牙边境的一个渔村，这几年里他和安德烈·德兰正是在那里走向了野兽派。画面上缘横着一根树枝，长着杏仁形的深绿色大叶子。细细的树干用砖红色和粉色的线条画成，在远岸那条红橙色的带子下方，它们在蓝色的水里以倒影延续，所以每棵树都画了两次。绿、紫、红橙和蓝作为纯色块并排铺开，没有用黑色。右边缘的树干之间坐着一个戴草帽的小人，穿着淡紫色的衣服，膝上放着什么白色的东西。右下角的签名用蓝色写在水面上：“亨利·马蒂斯”。
1939年至1953年间这幅画的主人是谁，博物馆没有查明。1953年，卢塞恩拍卖14年后，有人通过画商恩斯特·贝耶勒，把这幅来自私人收藏的画卖给巴塞尔，仍任馆长的施密特称它是马蒂斯经典野兽派时期“特别珍贵的作品”。
19.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帕里斯的裁判》
1933年，《帕里斯的裁判》列在德国国家珍贵艺术品的名录上，所以罗伯特·冯·希尔施从法兰克福迁往巴塞尔时（关于他，见第16件），没能获准把它和其他藏品一起运走。1936年3月，这幅画经柏林画商约翰内斯·欣里希森之手到了赫尔曼·戈林那里，戈林收藏的数据库把这笔交易记作强制出售。人们常讲另一种说法，尽管历史学家没有找到能证实它的文件：希尔施把这幅克拉纳赫送给戈林，作为准许他运走其余藏品的代价。1937年，戈林把这幅画借给了柏林的克拉纳赫展览。战后，1954年8月31日，这幅画通过归还程序回到希尔施手中，1977年作为玛尔塔和罗伯特·冯·希尔施的赠品来到巴塞尔。
左边坐着身穿银色盔甲的帕里斯，一头鬈发，留着胡子，脚边放着插白色鸵鸟羽毛的帽子和一把剑。他上方站着墨丘利，一个白胡子老人，穿着奇异的铜橙色铠甲，上面布满贝壳和螺旋纹，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球。右边是三位女神，赤身裸体，只披着透明的轻纱，纱只在臀部和手臂旁显出几道细线。中间那位背对观者，戴着宽大的红帽子和沉重的金链，回过头直视观者。上方，丘比特从云里瞄准她们，树后可以看到岩石上的城堡、一座城市和蓝色的群山。在右边那位女神脚下的石头上，克拉纳赫写了“15”和“28”，中间是他作坊的标志，一条带翅膀的蛇。
木板背面还留着1937年柏林展览的打字标签，上面写的画主是“总理戈林”。
重新审视的一笔交易（1940年，2021年至2023年）
20. 亨利·卢梭《缪斯启迪诗人》
1940年6月12日，夏洛特·冯·韦斯德伦从日内瓦写信给巴塞尔画商克里斯托夫·伯努利的妻子艾丽斯·伯努利，列出了自己的12幅画，并说她现在想卖掉其中一幅，“因为不得不卖”。她娘家姓赖兴海姆，是犹太人，柏林收藏家的女儿，以前嫁给银行家保罗·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1913年夫妇俩从巴黎画商保罗·罗森伯格那里买了这幅画。1927年离婚后，画归了她。1930年她嫁给了冯·韦斯德伦伯爵，一位出身纳沙泰尔的普鲁士退役骑兵上尉，从而成为瑞士公民。从画布背面的海关贴签看，这幅画在1935年10月5日经布里格越过瑞士边境，夏洛特本人则在1938年离开柏林。德国向她征收了犹太人财产税和出境税，她的全部个人财产都耗在了这两笔税上。
卢梭是自学成才的画家，曾在巴黎市海关任职，1909年，也就是去世前一年，他应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之约画了这幅画。这是一幅双人肖像，诗人站在他的女友、画家玛丽·洛朗桑身旁，她扮作缪斯。第一版现藏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在那一版里，本该画须苞石竹的地方，卢梭画成了紫罗兰（法国人把须苞石竹叫作“诗人石竹”），阿波利奈尔还在报纸上拿这件事打趣。巴塞尔的这第二版上，两个人物前面立着一排高高的须苞石竹，扁平的花头由粉色、白色和深红色的小花组成。缪斯穿着长长的灰紫色衣袍，举起右手，食指朝上伸着，头发上和脖子上戴着带绿叶的深色花朵。穿黑西装的阿波利奈尔直视前方，右手拿着一支白色羽毛笔，左手拿着一卷纸，他们头顶上的树枝合拢成拱形，每片叶子都单独勾了轮廓。阿波利奈尔回忆说，第一次作画时，卢梭量了他的鼻子、嘴、耳朵、额头、双手和全身，再把这些尺寸按比例缩小，画到画布上。1913年，与洛朗桑分手一年后，阿波利奈尔把这幅画交给罗森伯格出售。
1940年夏天，馆长格奥尔格·施密特起先对夏洛特·冯·韦斯德伦说，博物馆没有钱，因为所有经费都用在把藏品运往防空库房上了，到了7月底，他却亲自到日内瓦去拜访她。8月1日，他写信给伯努利，说他已经把她“从假声的高处拉回到现实的地面”，说她似乎“无论如何都得卖”，还说只要他把12000放到桌上，她就会抓住不放。施密特又写信给预支了这笔钱的收藏家鲁道夫·施特赫林，说对卢梭的一件经典代表作而言，“所有参与者都知道，这其实是一个低得可耻的价格”。在1940年9月2日艺术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里，施密特把这次出售的机会称为“战争带来的、可以预料到的幸运”之一。博物馆付了12000瑞士法郎，而据施密特本人说，在平常年月，这幅画能卖到30000至40000。夏洛特·冯·韦斯德伦后来没有对这次出售提出过怨言，她1946年在日内瓦去世。
2001年，研究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角色的瑞士独立专家委员会，把这次购买当作“难民财产”的典型案例来分析。委员会用这个词指德国流亡者在纳粹统治范围以外的国家出售的财物，以区别于被掠夺的艺术品。2021年，代表夏洛特·冯·韦斯德伦一位权利继承人的律师请求博物馆重新审查这笔交易，2022年又要求归还这幅画。2023年12月20日，艺术委员会作出了一份54页的决定。决定中说，从当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行为里，“不能不看到对夏洛特·冯·韦斯德伦其人令人震惊的不尊重和相当的冷漠”，又说这是“巴塞尔美术馆历史的一部分”。委员会承认，这次出售与迫害有关，因为没有迫害就不会有这次出售，而夏洛特·冯·韦斯德伦需要这笔钱来维持生活。2020年，博物馆已经就1933年在收藏家库尔特·格拉泽藏品拍卖会上买下的版画达成过类似的协议。委员会拒绝归还《缪斯》，但支持就“相应数额”的经济补偿进行谈判。
还值得一看
毕加索的两幅画《两兄弟》和《坐着的丑角》，是1967年巴塞尔市民在全民公决中投票同意以后由城市买下的，毕加索为了表示感谢，又送给博物馆四件作品。1939年夏天买进的作品中，收藏里还有奥斯卡·柯柯施卡的《风中新娘》、马克·夏加尔的《一撮鼻烟》和弗朗茨·马尔克的《两只猫，蓝色和黄色》。荷尔拜因的作品，还值得看1523年和1532年的两幅伊拉斯谟肖像，以及1516年的早期作品迈尔·楚姆·哈森双联肖像。梅什金公爵在《白痴》里还想起他在巴塞尔看过的另一幅画，人们通常认为那是汉斯·弗里斯1514年的《施洗约翰被斩首》，这幅画也属于博物馆。博物馆的30多万件藏品大多保存在版画素描馆，阿默巴赫收藏室里的素描也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