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的瑞典军队占领了慕尼黑,瑞典人从一组系列画中带走三幅,运往斯德哥尔摩。这组画是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从1528年起为慕尼黑宫邸订制的,画的是古代史和圣经故事里的英雄与女英雄,运到瑞典的是路德维希·雷芬格的《贺拉提乌斯·科克莱斯》和《曼利乌斯·托尔夸图斯》,以及亚伯拉罕·舍普弗的《穆基乌斯·斯凯沃拉》。从那时起,这三幅画一直收藏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立博物馆。这组画的其余画板留在了慕尼黑,阿尔特多费尔的《亚历山大之战》就是其中之一。
巴伐利亚的统治者从16世纪起收藏绘画,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为这些画专门建了一座楼。设计者是建筑师莱奥·冯·克伦策,1826年4月7日奠基,1836年绘画陈列馆开馆,光线从上方照进展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炸弹炸毁了建筑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建筑师汉斯·德尔加斯特把它修复起来,墙上的缺口用裸露的砖块砌补。
公爵们订制绘画(1528年至1616年)

1. 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尔《亚历山大大帝的伊苏斯之战》,1529年
1528年,雷根斯堡市议会选举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尔为市长,他推辞了,理由是他已经为巴伐利亚的威廉公爵接下了一件大活。阿尔特多费尔是画家、建筑师,也是内议会的成员,作为城市营造官,他还负责修筑防御工事,以防土耳其人入侵。议会的记录里没有写画名,不过人们通常认为说的就是这块标着1529年的画板。
这幅画在巴伐利亚公爵和选帝侯的收藏中保存了将近三个世纪。1800年,莫罗将军率领的法军占领慕尼黑,法国专员挑选画作运往巴黎,《亚历山大之战》也在其中。1803年,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卢浮宫的修复工作室里见过它。关于后来的事,流传着一个故事,可是谁也没有找到能证实它的文件。据说拿破仑把这幅画留给了自己,挂在巴黎附近圣克卢宫的浴室里,1814年占领这座宫殿的普鲁士人在那里发现了它。1815年拿破仑垮台之后,这幅画被归还给巴伐利亚国王。
画板的下半部分挤满了成千上万个细小的骑兵和步兵,上方是如林的长矛和旗帜。上半部分是从极高处望见的天空、大海和群山,那里的地平线是弯曲的。左上角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弯细细的新月,右边地平线上方,太阳在橙金色的旋涡状云团中燃烧。天空正中,一块写着拉丁文铭文的牌子挂在红色饰带上,牌子下面垂着红色的流苏和一根末端带环的长绳,绳子指向下方的两个主角。中间偏左,大流士乘着侧面写有DARIVS字样的金色战车,由三匹白马拉着向左逃去,紧跟在他身后的是身穿金色铠甲的亚历山大,正把长矛对准他。阿尔特多费尔在1528年接到这份订单,比奥斯曼军队围攻维也纳早一年,然而历史学家通常还是因为天上的新月,以及左下角大流士军中白色和红色的头巾,把这幅画同土耳其人联系起来。牌子上的铭文列出了被杀的波斯人,10万名步兵和1万名骑兵,还说大流士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都被俘虏,他本人只带着不超过1000名骑兵逃走了。
2. 彼得·保罗·鲁本斯《猎河马与鳄鱼》,约1616年
鲁本斯同时代的人几乎没见过河马。1601年,纳尔尼的外科医生费德里科·泽伦吉在罗马和那不勒斯展出过两头河马,据他自己说,河马是他在埃及亲手杀死的,毛皮在威尼斯做成了标本,博物馆认为,鲁本斯画中的这头野兽就是照着这样的标本画的。1600年至1608年,鲁本斯住在意大利的曼托瓦和罗马,所以他可能亲眼见过标本。到17世纪10年代中期,他在安特卫普经营着一个大作坊,为别国的君主画巨幅油画,狩猎画则刚刚开始作为一个新画种出售。1616年10月,他的《猎狼与狐狸》还没有找到买主。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慕尼黑附近施莱斯海姆的旧宫订制了这幅狩猎画和另外三幅。马克西米利安直到1623年才成为选帝侯,也就是有权选举皇帝的诸侯之一。研究者阿尔努特·巴利斯是鲁本斯全集中狩猎画一卷的作者,他认为为施莱斯海姆画的这四幅画,有很多部分是助手们在大师指导下完成的。

河马站在中央,颜色深暗,灰褐色,张开粉红色的大嘴,露出弯曲的黄色獠牙,冲着从左边扑上来的一条白狗。一个裹红头巾、披黄金色斗篷的骑手把长矛刺进它的嘴里,右边一个缠白头巾的白胡子骑手扬起手臂准备出击,皱着眉直视观者。河马的前腿踩住一条鳄鱼,鳄鱼横躺在画布下部,翻出苍白的鳞腹。鳄鱼的后爪抓住一个死者的白色缠腰布,死者脸朝下趴在画面下缘,旁边的布上可以看到红色的血迹。科学史家达尼埃莱·马尔戈奇推测,填充标本使这头动物的形状走了样,所以鲁本斯把它的身体几乎全藏在人、马和狗的后面,只把大嘴伸到前面。
1800年8月30日,法国专员讷沃把四幅狩猎画全部运到了巴黎。其中三幅被分给法国的外省博物馆,后来也没有人要求归还,回到慕尼黑的只有猎河马这一幅。《猎野猪》如今在马赛,《猎虎、狮与豹》在雷恩,《猎狮》则被送到波尔多,1870年12月7日在那里毁于火灾。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从纽伦堡拿走丢勒(1613年至1627年)
3.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鲍姆加特纳祭坛画》,约1500年至1503年
1988年4月21日,汉斯-约阿希姆·博尔曼在老绘画陈列馆里把硫酸泼向丢勒的三幅画。他此前已经多次毁坏画作,那天刚从精神病院获准外出。硫酸是他装在两个利口酒小瓶里带进来的。恰好在旁边的几个学生把他推开,随后保安将他制服。博尔曼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抗议有人从他的养老金里扣钱,他每月的养老金是900马克,其中158马克60芬尼要扣去偿还以前诉讼中判给别人的损害赔偿。法院判处他两年监禁并接受治疗。
除了这座祭坛画,硫酸还溅到了《哀悼基督》和《悲伤圣母》上。德尔纳研究所是巴伐利亚国家收藏的修复实验室,那里的修复师先研究出一种用离子交换剂中和酸液的新方法,修复本身又花了23000个工时。1998年,也就是袭击发生十年之后,祭坛画重新与公众见面,《悲伤圣母》则直到2005年才修完。

订制这座祭坛画的是纽伦堡贵族斯特凡和卢卡斯·鲍姆加特纳兄弟,为的是纽伦堡多明我会修女的圣凯瑟琳教堂。1498年,丢勒出版了让他一举成名的版画组画《启示录》,也就是在那几年,他在画这座祭坛画。17世纪的一部编年史说,两翼上的骑士圣徒是照着兄弟俩画的,人们认出左边的圣乔治是斯特凡,右边的圣尤斯塔斯是卢卡斯。乔治掐着一条褐色小龙的脖子,小龙蹲在他脚边,张着喙,尤斯塔斯的旗帜上是一个鹿头,两角之间有一个十字架苦像。丢勒把中间的耶稣诞生画在一座大建筑的废墟里,用左上角白色的太阳把它照得如同白昼,虽然这一场景通常是画成夜景的。他的花押AD写得又小又淡,在约瑟提灯右边的木柱上。
1613年,纽伦堡把祭坛画献给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公爵,为的是博得他的好感,城里则请画家约布斯特·哈里希画了复制品留给自己。到了慕尼黑,马克西米利安下令按他的口味改画这座祭坛画。中间部分里订画人一家被涂盖掉,两翼用木条加宽,骑士们被添上了头盔、马匹和风景。后来这些加绘被清除,骑士们重新站在黑色背景前,耶稣诞生画面的两个下角又露出了订画人,他们只有玩偶大小,各带着自己的纹章。左边跪着1478年去世的父亲马丁·鲍姆加特纳、几个儿子,以及博物馆认为是母亲第二任丈夫的汉斯·舍恩巴赫,右边是母亲芭芭拉和女儿们。
4.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四使徒》,1526年
1526年秋天,丢勒把两块又高又窄的画板献给纽伦堡市议会,这两幅画他是在没有任何订单的情况下画的。他在信中说,他在这两幅画上花的心血比别的画都多,请求城市把它们留下,作为对他的纪念。10月6日,议会接受了这两块画板,付给画家100古尔登,给他妻子12古尔登,给他的仆人两古尔登。一年前,纽伦堡正式接受了宗教改革。此后丢勒再也没有画过大幅作品,1528年4月去世。
左边画板的前方站着年轻、没有胡子的约翰,绿色衣袍外面罩着一件宽大的红斗篷,正在读一本打开的书,年老、头顶微秃的彼得拿着一把很大的金钥匙,从他肩后探头看同一本书。右边画板的前方是侧身站立的保罗,秃顶,留着胡子,裹着厚重的灰白色斗篷,胸前抱着一本合上的书,拿着一把长剑,斜着眼睛瞟向观者。他身后的马可留着深色卷曲的胡子,眼睛睁得很大,露出了眼白,嘴微微张开,露出牙齿。马可是福音书作者,并不属于使徒之列,所以这个画名是后人起的。早在1547年,为这两块画板书写文字的纽伦堡书法家约翰·诺伊德费尔就在四个人物身上看出了四种气质,约翰是多血质,彼得是黏液质,马可是胆汁质,保罗是抑郁质。
人物下方,每块画板的下缘都有一条浅色长条,上面是诺伊德费尔用德文手写的文字。这些文字是路德1522年译本中的新约引文,开头告诫世间所有的统治者提防假先知。丢勒指的是谁,历史学家意见不一。过去人们认为指的是天主教会,从20世纪中叶起,更多人认为指的是一年前在纽伦堡受审的激进改革派,其中包括丢勒身边圈子里的几位画家。
1627年,正值三十年战争,此时已是选帝侯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想要得到这两块画板,他是天主教徒,也是执着的丢勒收藏者。信奉新教的纽伦堡需要这位强大的天主教邻居的好意,经过大约三个月的谈判,城市让步了。议会想耍个花招,请画家菲舍尔画了两幅原大的复制品,同原作一起送到慕尼黑,指望选帝侯会把复制品留下,结果他留下了原作。在慕尼黑,带有路德译文的长条被锯了下来,一部分是因为文字本身,一部分是因为马克西米利安总要把画上一切让人想起它原来的位置和用途的东西去掉。直到1922年,这些长条才重新和画板合在一起。
约布斯特·哈里希在1613年画的鲍姆加特纳祭坛画中间部分的复制品,立在纽伦堡的圣劳伦斯教堂里,两翼的复制品收藏在纽伦堡的日耳曼国家博物馆。1627年画的《四使徒》复制品属于纽伦堡的几家博物馆,纽伦堡还留着一幅18世纪的《穿毛皮镶边长袍的自画像》复制品,一般认为出自屈夫纳之手。

选帝侯在安特卫普购画(1698年)

5. 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穆里略《吃葡萄和甜瓜的男孩》,1645年
两只苍蝇停在半个甜瓜白色的瓜瓤上,右边的男孩把这半个甜瓜放在膝上,正用一把深色刀刃的刀切着,一只苍蝇在刀刃稍上方,另一只就在刀尖旁边。男孩坐在一个矮木墩上,敞开的衬衫外面套着橄榄色短上衣,腮帮子被甜瓜撑得鼓鼓的,斜眼瞟着身边的同伴。同伴坐在地上,仰着头,把一串深色的葡萄送进嘴里,另一只手拿着一块咬过的甜瓜。左下方放着一只柳条筐,装满了带叶子的绿葡萄和黑葡萄。两个男孩的衬衫都是破的,裤子在膝盖处撕开了,光着的脚很脏,地上散落着瓜子和果皮。光从左上方照在脸、衬衫、脚掌和水果上,背景几乎是黑的。
穆里略一生都住在塞维利亚,博物馆把这幅画定在1645年,那一年画家接到了他的第一件大订单,为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小回廊画一组画。据博物馆说,这是他最早的以儿童为题材的世俗画之一。
这幅画大概是1698年前后在安特卫普为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斯·埃曼努埃尔买下的,他当时是西属尼德兰总督。博物馆的档案里没有记下卖主的名字。同在1698年,安特卫普商人希斯贝特·范科伦把另一幅画《掷骰子的男孩》卖给了马克斯·埃曼努埃尔,另有两幅穆里略的儿童画是1768年根据宫廷顾问弗朗茨·约瑟夫·冯·迪弗伦的遗嘱入藏的,还有一幅1799年来自曼海姆。就这样,在已知的大约20幅穆里略街头儿童画中,有五幅汇集到了慕尼黑,比任何其他收藏都多。
普法尔茨的画廊迁往慕尼黑(1806年以前)

6. 彼得·保罗·鲁本斯《大最后审判》,约1617年
1613年,普法尔茨伯爵、诺伊堡的沃尔夫冈·威廉改信天主教,起初是秘密的,而且据博物馆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一年,他把自己的都城、多瑙河畔诺伊堡的宫廷教堂交给了天主教徒,1618年又把它交给耶稣会,并为主祭坛向鲁本斯订制了一幅最后的审判。
鲁本斯和他的作坊画了这幅六米多高的画布,它由几条布幅缝合而成。画面中央自上而下是一道淡蓝色的天空。天空左边,天使们把苍白赤裸的得救者往上拉,右边,被定罪者黝黑健壮的身体头朝下坠落。基督坐在中央一团深色的云上,披着玫红色斗篷,右手指向上方的圣父,左手掌心向下,伸在被定罪者那一侧的上方。他下方,大天使米迦勒头朝下飞着,手里握着一道火焰般的闪电。左下角,一个裹着白色尸布的大胡子男人从坟墓里站起来,旁边是一具骷髅,两个男人在推开一块沉重的灰色石板,右下角,一个可怕的蓝灰色巨头合上大颚,咬住一个正在尖叫的人。
这幅画为什么离开了诺伊堡,人们只能从后来的转述中得知。按照其中一种说法,因为画中的裸体有伤风化,画不久就被部分遮盖起来,1653年被整个取下。沃尔夫冈·威廉的孙子、普法尔茨选帝侯约翰·威廉把它运到了他在杜塞尔多夫的画廊,1806年,它随整个杜塞尔多夫画廊来到了慕尼黑。

博物馆转述过一个传说,说克伦策设计绘画陈列馆时,是按这幅画布的尺寸来定鲁本斯主厅的大小的。无论如何,在所有画作中,只有这一幅至今仍挂在1836年建筑开馆时挂的地方。
7. 彼得·保罗·鲁本斯与扬·维尔登斯《劫夺留西帕斯的女儿们》,约1618年
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兄弟劫走了留西帕斯的女儿福柏和希莱拉,她们已经许配给了兄弟俩的堂兄弟伊达斯和林叩斯。在与两个未婚夫的搏斗中,兄弟中身为凡人的卡斯托尔死了,波鲁克斯是朱庇特之子,因而不死,他请求不要让他和兄弟分开,于是两人都化作了星辰。
鲁本斯从低处表现这场劫夺,地平线连同小山和树木只到人物膝盖的高度,马匹高高耸立在观者上方。左边是一匹额上带白斑的枣红马,背上披着豹皮,在画布最边缘,一个长着深灰色翅膀的小天使拉着它的缰绳。右边,一匹带圆斑的灰马没有骑手,人立而起,高过所有人。一个兄弟穿着深色铠甲,红斗篷在身后飘起,他托起姐妹中的一个,一手托着她的大腿,一手托着她的背,她横躺在画面上,仰着头,红金色的头发里缀着珍珠。另一个兄弟皮肤黝黑,留着胡子,赤裸着上身,从身后搂住另一个姐妹的腰。她单膝跪在一块金橙色的布上,画面下方正中,她赤着的脚脚底朝向我们,脚趾着地,旁边是他系着红带子的凉鞋。据博物馆的记录,风景由扬·维尔登斯绘制。博物馆把这幅画看作绘画与雕塑之间那场古老争论中的一个论据,人物交缠的方式让观者仿佛同时从几个方向看到了这组人物。

这幅画挂在普法尔茨选帝侯约翰·威廉的杜塞尔多夫画廊里,那里有46幅鲁本斯的画。画廊由他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普法尔茨分支的继承者们继承,1777年,他们还继承了巴伐利亚。1805年,杜塞尔多夫划归拿破仑的贝格大公国之前,画作被运到基希海姆博兰登,又从那里运到慕尼黑,1806年进入巴伐利亚的收藏。
博物馆认为,这个带角饰和小镜子的镀金画框出自慕尼黑宫廷建筑师约瑟夫·埃夫纳之手,埃夫纳死于1745年,比这幅画来到慕尼黑早了60年。
8. 拉斐尔《卡尼贾尼圣家族》,约1505年至1508年
18世纪中叶,杜塞尔多夫的一位修复师损坏了这块画板上方两角的天使,又用蓝天把它们涂盖起来。直到1983年拉斐尔诞辰500周年之际,巴伐利亚国家收藏的修复师们在胡贝图斯·冯·索嫩堡的主持下除去了覆盖的颜料,云上的天使才重新露面。左边是紧挨在一起的一群,右边是两个,有一部分被画板边缘截掉,博物馆一共数出八个。右边这一对颜色苍白,像粉笔画出来的,几乎像底稿,左边那一群也比下方的人物更柔和、更透明。

瓦萨里写道,拉斐尔为佛罗伦萨人多梅尼科·卡尼贾尼画了这幅画,博物馆认为,大概是为了他1507年与卢克雷齐娅·弗雷斯科巴尔迪的婚礼。年轻的拉斐尔当时住在佛罗伦萨,列奥纳多和米开朗琪罗也在那里工作,他为佛罗伦萨商人画圣母像,1508年底去了罗马。
五个人物组成一座金字塔。顶端站着约瑟,双手拄着手杖,秃顶的头向伊丽莎白低垂。伊丽莎白跪在左边,扶着小约翰,右边低处坐着马利亚,穿玫红色衣裙,披蓝色斗篷。两个孩子之间有一卷经卷,约翰拿着下端,圣婴基督抓住上面的卷环。马利亚衣领边上的金色饰边上写着RAPHAEL VRBINAS,意为“乌尔比诺的拉斐尔”。
瓦萨里在世时,这幅画还在卡尼贾尼的后人手里。它是作为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三世送给新女婿、普法尔茨选帝侯约翰·威廉的礼物来到杜塞尔多夫的,1806年又随画廊迁到慕尼黑。索嫩堡在1983年展览图录的副标题里,称它为德国的第一幅拉斐尔。
9. 伦勃朗《卸下圣体》,1632年至1633年
奥兰治亲王、执政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是荷兰共和国的军事和政治首脑,他向伦勃朗订制了《卸下圣体》和《升起十字架》。订单是1631年至1632年前后来的,很可能经由执政的秘书康斯坦丁·惠更斯之手,惠更斯早先就称赞过年轻的伦勃朗。画家当时二十五岁左右,大约就在那时从莱顿搬到了阿姆斯特丹。
伦勃朗的构图取自鲁本斯,取自鲁本斯在安特卫普大教堂的《下十字架》,伦勃朗是通过卢卡斯·沃斯特曼1620年的版画知道那幅画的。他保留了鲁本斯的布局,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白布,以及上方拉着白布的人,却把基督的身体画得沉重、消瘦、软弱无力。
画板顶部是圆弧形,光从前方和左上方,从画面以外的某处照来,只照亮白布和身体,周围的一切都沉没在褐色和黑色之中。一个戴皮帽的人俯身越过横梁,放下白布,白布垂成一条长长的白带。基督顺着它滑下来,右臂还举着,头倒向左肩,双腿垂着。左边梯子上,一个穿浅蓝色上衣的年轻人抱住基督举着的手臂,脸颊紧贴着他的手腕,所以几乎看不见他的脸,按照由来已久的传统,人们认为他就是伦勃朗本人。右边边缘处,一个老人侧身站着,头巾上缠着一串串珍珠,穿着镶毛边的深色斗篷,只是看着。
后来,为执政画的这组画增加到了七幅。关于其中较晚的几幅,伦勃朗给惠更斯写过信,这七封写于1636年至1639年的信,一般被认为是这位画家仅存的书信。1639年,他解释说最后两幅画之所以拖延,是因为他要在画里追求最大、最自然的动态。
1668年,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遗孀阿马利娅·范索尔姆斯的财产清单上记有全部七幅画,都装在黑色画框里,1719年,七幅画又全部列在约翰·威廉杜塞尔多夫画廊的印刷目录里。它们是怎样到那里的,没有人找到相关文件。1719年至1756年间,《割礼》遗失了,人们只能通过不伦瑞克的一幅复制品了解它,1806年来到慕尼黑的是六幅。1755年至1756年,曼海姆宫廷画家菲利普·希罗尼穆斯·布林克曼修复了全部六幅画,并在《复活》的背面留下一行拉丁文题记,大意是伦勃朗创作了我,布林克曼让你复活,落款1755年。
城市和修道院交出画作(1805年至1812年)

10.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穿毛皮镶边长袍的自画像》,1500年
丢勒的这幅自画像挂在纽伦堡市政厅里,1800年至1801年法国人占领这座城市时,专员讷沃征用了这幅自画像,可他运到巴黎的那幅画后来被证明是复制品。1805年,两个纽伦堡人,市政官员格奥尔格·古斯塔夫·佩茨·冯·利希滕霍夫和画商亚伯拉罕·沃尔夫冈·屈夫纳,以600古尔登把原作卖给了慕尼黑,那是在纽伦堡本身并入巴伐利亚之前不久。
原作究竟是怎样离开市政厅的,至今没有定论。后来的一个传说称,修复师屈夫纳把画板锯开,给城里留下一幅背面盖着印章的复制品,把原作卖掉了。2012年,纽伦堡丢勒故居的馆长托马斯·绍尔特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认为佩茨和屈夫纳可能是有意调了包,为的是不让原作落到法国人手里。日耳曼国家博物馆的丹尼尔·黑斯认为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法国人占领时原作也许已经不归城市所有,因为1711年的清单上没有它。
丢勒把自己画得正面朝前,左右对称,就像圣像上画救世主那样,博物馆也明确说出了这个范本。头发从中间分开,一绺绺整齐的螺旋状卷发垂到肩头,褐色皮袍上是宽大的毛皮领,右手抬到胸前,食指触着毛皮。左边与眼睛齐高的地方用金色写着年份1500和花押AD,右边是四行拉丁文铭文,按博物馆的译文,大意是纽伦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28岁时用合宜的颜料这样画下了自己。按照纽伦堡的禁奢法令,只有城市的上层人物才可以穿貂皮,而丢勒的身份仍是手艺人,直到1509年才进入大议会。2008年,艺术史家菲利普·齐茨尔施佩格尔据此提出推测,认为这幅肖像画于1509年前后,带日期的铭文是后来补上的。博物馆坚持1500年这个日期。
讷沃运走的那幅复制品,法国在1815年归还了,由于纽伦堡那时已经属于巴伐利亚,这幅画被送到了慕尼黑。巴伐利亚的收藏里既有原作,也有这幅复制品,据博物馆的记录,复制品画于16或17世纪。

11. 米夏埃尔·帕赫尔《教父祭坛画》,约1480年
四位教父哲罗姆、奥古斯丁、格列高利和安布罗斯的上方,升起粉红色的哥特式华盖,上面饰着镀金的叶子,两侧的壁龛里立着灰色的石雕小圣像,而这一切都是用颜料画在瑞士石松木板上的。据博物馆解释,帕赫尔画的是一座雕刻祭坛,而且是一座石雕的祭坛。他本人既是雕刻家又是画家,从1467年起在蒂罗尔的布鲁内克经营着当时最繁忙的祭坛作坊之一。同样在那些年,他为圣沃尔夫冈制作了一座祭坛,中间部分是木雕,两翼是彩绘。
历史学家认为,帕赫尔在帕多瓦见过曼特尼亚的作品,彩色地砖陡峭的透视,还有朝观者伸出来的读经台和摇篮,都是由此而来。哲罗姆脚边的狮子背对着我们,抬起扎了刺的爪子,血从爪子上滴到地砖上。格列高利那块画板上,从下缘黄色的火舌中升起一个几乎赤裸、头戴王冠的白发男人,向上伸出双手,教皇碰着他的手。这是皇帝图拉真,据传说,格列高利的祈祷把他从炼狱中救了出来。
这座祭坛画是为南蒂罗尔布里克森附近诺伊施蒂夫特的奥古斯丁会律修士教堂画的,一般认为订画人是院长莱昂哈德·帕赫尔。根据1805年的普雷斯堡和约,蒂罗尔划归巴伐利亚,巴伐利亚政府解散了蒂罗尔的修道院,诺伊施蒂夫特于1807年被关闭。修道院讲述自己历史的文字里说,巴伐利亚人洗劫了修道院,运走了成吨的书籍和艺术品,其中就提到了帕赫尔的祭坛画。据博物馆的记录,1812年,这座祭坛画作为被世俗化的修道院的财产来到了慕尼黑。
1814年蒂罗尔归还奥地利,1816年弗朗茨皇帝恢复了诺伊施蒂夫特,人数大为减少的修士团体回到了这座被洗劫一空的修道院,祭坛画则留在了慕尼黑。

国王为公共博物馆购画(19世纪20年代)
12. 罗希尔·范德魏登《圣哥伦巴祭坛画》,约1455年
1808年,科隆一位商人的儿子苏尔皮茨和梅尔希奥·布瓦塞雷兄弟买下了一座原本立在科隆圣哥伦巴教堂里的三联画。兄弟俩收藏的是法国推行世俗化之后流入科隆市场的教堂艺术品。在法国人统治下,这座教堂本身仍是堂区教堂,一直屹立到1943年,那一年它几乎被炸弹全部摧毁,至于祭坛画的卖主,研究者始终没有找到。
布瓦塞雷兄弟认为这座祭坛画出自扬·凡·艾克之手,它是他们收藏中最重要的一幅画。1810年至1819年,这批收藏放在海德堡,1814年和1815年歌德在那里看过,对这件被当作凡·艾克的作品赞叹不已。后来收藏又在斯图加特展出,1827年,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为他正在慕尼黑兴建的博物馆把整批收藏全部买下。1841年,这座祭坛画被归于布鲁塞尔市政画家罗希尔·范德魏登名下。

科隆尊崇东方三博士,他们的圣髑从1164年起就供奉在科隆大教堂里,罗希尔在三联画中间画的是三博士朝拜。草顶破漏的马厩立在石头废墟之间,穿深蓝衣服的马利亚坐在稍稍偏左的地方,膝上抱着圣婴,就在她头顶上方的中央柱子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苦像。年长的博士穿着黑底金饰的衣服,跪着把圣婴的小手送到唇边,他的红帽子放在地上。最年轻的一位穿红金两色的锦缎,站在右边边缘,把一顶系着长长白巾的帽子高高举起,他脚边的角落里卧着一只白色灵缇。左边一道破损的矮墙后面,跪着一个穿黑衣、拿红色念珠的订画人,他是谁,历史学家至今还在争论。右上角,外面可以看到一座浅色的圆形神殿,在右翼的画面上,西缅就在这座神殿里从马利亚手中接过圣婴。
13. 拉斐尔《坦皮圣母》,约1507年至1508年
马利亚双手把圣婴搂在胸前,脸颊贴着他的脸颊,眼睛几乎闭上,嘴角带着笑意。圣婴把脸埋在她脸上,深色的眼睛却斜着瞟向观者,两人之中只有他朝外看。马利亚穿着有蓬松袖子的粉红色上衣,披着蓝绿色斗篷,斗篷越往下越接近黑色,左下方的边缘镶着细细的金边。光环是细如发丝的金色圆圈,衬着天空很容易看漏。背景几乎全是淡淡的绿蓝色天空,只在下方两侧露出窄窄的风景,有水、小镇和一座塔。在同样是佛罗伦萨那几年画的《卡尼贾尼圣家族》里,拉斐尔画了五个人物,这里只有两个。
1808年8月20日,约翰·格奥尔格·冯·迪利斯受巴伐利亚王储路德维希委托正在意大利各地旅行,他写信给王储,提到佛罗伦萨坦皮侯爵府里有一幅拉斐尔全盛时期的圣母爱抚圣婴图,并随信寄去了根据这幅画刻的版画。从1809年起,路德维希担心信件被人拆看,在通信中用“小鸽子”来指这幅画。谈判由慕尼黑在佛罗伦萨的代理人约翰·梅茨格负责。1811年,坦皮拒绝出售,梅茨格向侯爵的情妇嫩奇尼夫人许诺,如果她能说服侯爵,就给她100枚泽基诺金币,可这也无济于事。1824年,趁侯爵在锡耶纳附近疗养,梅茨格又一次讨价还价,通过一个掮客劝说侯爵,一座著名的画廊少了一幅拉斐尔也无妨,而单凭一幅画永远撑不起一座画廊。梅茨格还补充说,这幅画说不定会被烧毁,一个星期前,闪电就击中了同一条街上的一座府邸。19世纪20年代末,普鲁士人也开始追逐这幅画,梅茨格终于把它买了下来,这时距迪利斯的第一封信已将近20年。
佛罗伦萨的一位官员想把这幅画作为城市的重要文物扣下,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却回复说,他事先并不知道这笔交易,并批准了出口,据他说,只是为了满足巴伐利亚国王的愿望。在慕尼黑,路德维希把这幅画放在他宫邸的圣切奇利娅礼拜堂里,供他个人祈祷,直到1835年至1836年才作为国王的私产交给绘画陈列馆。1923年巴伐利亚和前王室分割财产之后,这幅画归维特尔斯巴赫补偿基金所有,长期借给国家使用。

博物馆走进市场(1889年至1917年)

14. 列奥纳多·达·芬奇《康乃馨圣母》,约1475年
药剂师奥古斯特·韦茨勒从1865年到1881年在巴伐利亚施瓦本地区多瑙河畔的金茨堡经营上药房,他还收集化石。这块画板是怎样到他手里的,始终没有人查清。1881年他去世后,画板归了他的遗孀,后来又归了他未婚的姐妹特蕾莎,1885年11月特蕾莎也去世了,这一家的全部财产被拿去拍卖。在1886年4月6日至7日的拍卖会上,这块没有任何作者归属的画板估价五马克,医生阿尔伯特·豪格与另一位镇上的居民竞价之后,以47马克50芬尼买下了它。
1889年4月,豪格以800马克把画板卖给老绘画陈列馆,当作韦罗基奥作坊的作品,列奥纳多曾在佛罗伦萨跟随韦罗基奥学画。同年秋天,研究者海因里希·冯·盖米勒认定作者是列奥纳多本人。争论又持续了半个世纪,这块画板先后被归于韦罗基奥、洛伦佐·迪·克雷迪、作坊,以及一件失传的列奥纳多作品的临摹者,直到1937年至1938年埃米尔·默勒发表研究,列奥纳多的作者身份才得到公认。这是德国唯一的一幅列奥纳多。
年轻的马利亚在画板中央、胸前的深色胸针旁边,拿着一朵细茎的小红康乃馨,左下方坐在垫子上的圣婴光着身子,身体沉甸甸的,向花朵伸出双手,还翘起一条腿。人们通常把康乃馨解读为基督未来受难的象征。马利亚身后的暗墙上有四扇拱形窗户,两两一组,由细柱隔开,窗外可以看到金色山麓上方锯齿状的蓝灰色山峰。右下方的台面上,放着一只底座镀金、柄部螺旋形的玻璃花瓶,插满了淡色的花。瓦萨里称赞过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拥有的一幅列奥纳多圣母像中那只插花的玻璃瓶,博物馆根据这只花瓶,把慕尼黑的画板与那幅画联系起来,虽然在教皇和金茨堡的药房之间,隔着三个半世纪,没有一份文件。
马利亚的脸、脖子和胸口布满了细小的皱纹,仿佛颜料收缩起皱了。博物馆称这幅画是一次试验,根据德尔纳研究所2006年的研究,颜料是在干燥时起皱的,因为年轻的列奥纳多把油和颜料的比例弄错了。
15. 埃尔·格列柯及其作坊《剥去基督的外衣》(埃斯波利奥),1580年至1595年
1577年至1579年,埃尔·格列柯为托莱多大教堂的圣器室画了大幅的《剥去基督的外衣》,这是他在这座城市接到的第一件重要订单。大教堂的教士会与画家为报酬发生争执,还反对画面下方的三位马利亚,以及那些头部高过基督头部的人物。

从16世纪80年代起,埃尔·格列柯的作坊用较小的尺寸重复受欢迎的构图。埃尔·格列柯作品目录的编者韦西数出了这幅画的19个版本,分别由画家本人、作坊和他的儿子豪尔赫·曼努埃尔以不同的份额绘制。博物馆认为慕尼黑这幅画布是一件真迹复制品,作坊也参与了绘制,人们通常把它排在其余晚期版本之上。
基督站在中间,穿着深红色长袍,那是画面上最鲜亮的地方,他右手掌心按在胸前,抬眼向上,四周和头顶挤满了头颅、头盔、一顶红头巾、羽饰,以及衬着雷雨天空的一排排长戟。一个穿绿衬衫的人从他身前探过身,伸出赤裸的、肌肉发达的手臂,抓住他腰边的长袍和绳子。左边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大胡子男人,穿黑色钢甲,戴白色轮状皱领,目光越过观者。左下方是三位马利亚,抹大拉的马利亚背对着我们,金色的发辫,披一件宽大的黄金色斗篷,右下方一个穿白衬衫和黄短上衣的工人弯腰俯在十字架上,用钻子在上面钻孔。基督赤着的脚边散落着小石子。
1909年,巴伐利亚国家收藏的新馆长胡戈·冯·丘迪从一位巴黎画商手里买下了这幅画,他在不久之前被德皇逼迫离开了柏林国家美术馆。当时埃尔·格列柯正作为现代绘画的先驱被重新发现。艺术史家卡尔·尤斯蒂把晚年的埃尔·格列柯称为病态退化的例子,1908年去过西班牙的评论家尤利乌斯·迈尔-格雷费则把他与米开朗琪罗、鲁本斯和伦勃朗相提并论。1911年6月至1912年1月,这幅画挂在老绘画陈列馆里,旁边是收藏家马采尔·冯·内梅什的八幅埃尔·格列柯,许多德国画家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埃尔·格列柯。在1912年出版的艺术家年鉴《蓝骑士》中,埃尔·格列柯是入选的少数几位古代大师之一。
16. 老彼得·勃鲁盖尔《安乐乡》,1567年
1917年12月4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故收藏家理查德·冯·考夫曼的收藏在柏林拍卖,主持拍卖的是保罗·卡西雷尔和胡戈·赫尔宾。瑞士外科医生兼收藏家奥托·兰茨为勃鲁盖尔的这块小画板出价31万马克,为老绘画陈列馆拍下了它。这笔钱由兰茨本人、卡西雷尔、赫尔宾和几位匿名捐赠者凑齐,收藏家的遗孀玛丽亚·冯·考夫曼还把一部分拍卖所得让给了博物馆。
在此之前,这块画板属于布拉格的皇帝鲁道夫二世。1648年三十年战争末期,瑞典军队把它带走,它到了瑞典的斯库克洛斯特城堡。1900年前后,这幅画出现在巴黎的市场上,看来曾归瑞士韦威的收藏家亨利·罗西耶所有,后来转到了考夫曼手里。
画面中央立着一棵树,树干周围固定着一张圆桌面,桌面朝观者倾斜,上面摆满了馅饼、烤禽和一只倒下的罐子。桌下,三个人围着树干,像光线一样向四面躺开。一个穿锁子甲袖子和红条纹裤子的士兵仰面睡在红垫子上,旁边是他的长矛和铁手套。一个穿白衬衫的农民侧身睡在自己的连枷上,脸转向一边。一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学者躺在毛皮衬里的斗篷上,旁边有书和纸,腰间挂着墨水瓶,他的眼睛睁着,是唯一没有睡着的人,直直地望着上方。左边,一个用圆馅饼盖顶的棚子下面,坐着一个戴头盔、张着嘴的人,右边草地上跑着一只背上插着刀的烤乳猪,下方中间,一个削去顶端、里面插着刀的煮鸡蛋迈着两条小腿走路,桌子后面延伸着一道香肠编成的篱笆。根据1546年的一本佛兰德斯小书,也就是这些细节的出处,要进入安乐乡,得先吃穿一座粥山,画面右上角,一个拿着勺子的人正从灰色翻滚的云团里头朝下钻出来。左下角用小字写着M.D.LXVII BRVEGEL。
博物馆在一个专门介绍这次购藏经过的页面上,讲述了参与者们后来的遭遇。玛丽亚·冯·考夫曼的儿子在1933年被解除了驻阿根廷大使的职务,兰茨的遗孀不得不低价出售他的收藏,胡戈·赫尔宾则被吊销了执照,1938年他的公司被关闭,同年11月的反犹暴乱中他遭到殴打,几个星期后去世。

战后:购藏与袭击(1953年至1971年)

17. 伦勃朗《自画像》,1629年
额头上方的卷发是伦勃朗用尖东西在还没干的深色颜料上刮出来的,刮痕里露出下面浅色的赭石层,头发因此卷成一个个细细的浅色圈,像铁丝一样。画板只有手掌大小,上面只画了头和肩膀。23岁的画家身体前倾,回过头越过肩膀望向观者。光从左边照在耳朵、脸颊、脖子和领子上,掠过鼻尖、嘴唇和下巴,眼睛和额头则留在头发下的阴影里,嘴微微张着。白色的领子用厚厚的颜料堆成,边缘参差,是整幅画上颜料最厚的地方。博物馆把这块画板归入莱顿时期的习作,伦勃朗在这些习作里拿自己的脸试验光与影、表情,以及在湿颜料上刮划之类的技法。
到1803年,这块画板已在萨克森-哥达-阿尔滕堡公爵恩斯特二世的收藏中,从1842年起在哥达的弗里登施泰因宫展出。战争期间,它被转移到哥达附近的赖因哈德斯布伦宫,1945年又送回公爵博物馆。1946年1月至2月,公爵家族把它从划入苏联占领区的哥达秘密运到美国占领区的科堡,理由是害怕苏联的战利品小组。这次转运是公爵博物馆的一位前馆长安排的,既没有征得当时在任馆长的同意,也没有征得拥有这批收藏的基金会的同意。1953年,公爵家族以75000德国马克把这幅画卖给了巴伐利亚国立绘画收藏。
哥达的弗里登施泰因基金会称这次转运是非法的。慕尼黑是善意购得这幅画的,而根据德国法律,原所有人的返还请求权在丧失财产30年后失效,对哥达来说,这个期限在1976年就已届满。

18. 彼得·保罗·鲁本斯《罪人堕入地狱》,约1620年
1959年2月26日上午11点刚过,瓦尔特·保罗·门茨尔把一种腐蚀性液体泼到这块画板上。自1806年杜塞尔多夫画廊迁来以后,这幅画就一直在慕尼黑。报纸说那是酸,不过很可能是脱漆剂。门茨尔自称哲学家,1956年前后在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创办了一所“哲学学院”,一个学生也没有去过,他想借这次袭击让人们注意他的普遍和平学说。第二天,有人在一位律师的事务所里找到了他,他在警察局承认了罪行。
2月27日,画板被搬出绘画陈列馆,送到中央艺术史研究所的大楼里修复。报纸写道,这幅画大概无法修复了,人们还发现它没有保过险。负责修复的是首席修复师赫尔曼·洛厄,据他的报告,液体泼中的位置就在上缘稍下方。

在《大最后审判》里,鲁本斯既画了基督,也画了得救的人,这块画板上只剩下坠落。上方稍偏左,大天使米迦勒穿着红色和蓝色的衣服,张开双翼,举着一面像透明玻璃一样的圆盾,一道淡淡的光从盾上穿过黑云射向左下方。右上方倾泻下一股赤裸的人体,许多人头朝下坠落,这股人流越往下越宽。中间偏左,灰绿色的魔鬼拖拽着肥胖的裸体男女,其中一个女人圆脸尖叫,据研究者戴维·弗里德伯格观察,这些胖子是鲁本斯从曼特尼亚的版画《有西勒诺斯的酒神狂欢》中借来的。中间偏右,龙和蛇的头张着大口纠缠在一起,到了画面三分之二的高度,人体不再坠落,被人横着拖过画面。右边和下方燃着黄橙色的火焰。
1959年7月15日,慕尼黑法院判处门茨尔三年监禁,并赔偿80万马克的损失,这笔钱他始终没有付。
19. 弗兰斯·哈尔斯《威廉·范·海特赫伊森肖像》,约1625年
哈勒姆的呢绒商威廉·范·海特赫伊森向哈尔斯订制了这幅肖像,挂在自己家的大房间里,1650年他去世后,他的遗产清单上记着这幅肖像就在那里。这是哈尔斯唯一一幅已知的真人大小全身单人男子肖像。在17世纪20年代的荷兰,全身、真人大小的肖像通常只为王公贵族而画。
海特赫伊森两腿交叉站着,我们稍稍从下往上看他。他左手叉腰,手肘向外撑出,右手放在一把佩剑的镂空银剑柄上,入鞘的剑尖抵着地面。他没有军衔,哈尔斯研究者格林认为这把剑是一件礼仪性的赠品。黑色衣服是用有图案的锦缎做的,光照到的地方,上面的大花纹泛出灰色的光泽。他头戴一顶宽檐黑帽,下巴下面是宽大的白色褶领,手腕上是蕾丝袖口。身后挂着酒红色的帷幔,左边远处是一座带拱廊的花园,里面坐着两个小小的人,格林认为这座花园出自哈尔斯在哈勒姆的同行彼得·德莫林之手。海特赫伊森右脚边的地上放着一朵粉红色的玫瑰,据格林说,这是哈尔斯亲手画的,是他仅存的两处静物片段之一。
1800年,这幅肖像在哈勒姆以51古尔登售出。1821年,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一世把它当作巴托洛梅乌斯·范德赫尔斯特的作品买下,直到1866年,德国鉴赏家古斯塔夫·瓦根才把它重新归于哈尔斯。1969年,巴伐利亚从亲王弗朗茨·约瑟夫二世手中为老绘画陈列馆买下这幅肖像,当时列支敦士登亲王家族失去了在捷克的领地,正在出售画作。两年前的1967年,列奥纳多的《吉内薇拉·德本奇》从他们的收藏去了华盛顿。


20. 弗朗索瓦·布歇《蓬帕杜夫人》,1756年
1938年3月14日,奥地利被吞并两天之后,盖世太保查封了阿尔方斯和克拉丽斯·罗斯柴尔德在维也纳的府邸,没收了他们的画作,其中就有这幅肖像,并把画运到艺术史博物馆的库房。1939年7月,汉斯·波塞负责为希特勒计划在林茨兴建的博物馆挑选没收来的画作,他把罗斯柴尔德家的法国画作,包括这幅侯爵夫人的肖像,指定给了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侯爵夫人斜倚在一张躺椅上,身体沿着画布的对角线展开,巨大的蓝绿色丝绸裙子饰着一串串粉红色小玫瑰和荷叶边,铺满了画布的下半部,胸衣上一排粉红色蝴蝶结像梯子一样一级级往下排。她望向一旁,越过观者,膝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右边一张小写字桌上,放着一只银烛台,上面的蜡烛已经燃尽熄灭,还有一封盖着红色火漆印的折好的信、一根红色封蜡和一枚小小的镀金印章,拉开的抽屉里,墨水瓶中插着一支羽毛笔。左边裙摆旁坐着一只黑红相间的西班牙猎犬,它身后是版画和乐谱。她身后的大镜子映出她的后脑勺和一个装满皮面书籍的书柜,书柜上放着一座饰有丘比特的钟。
布歇是她最喜爱的画家,还教过她画画。博物馆说,这幅肖像是侯爵夫人本人订制的,1757年布歇把它送到沙龙展出。1756年初,布歇正在画这幅肖像的时候,她在宫中获得了王后宫廷女官的正式职位。
这幅肖像传给了侯爵夫人的弟弟马里尼侯爵,后来到了朗斯代尔伯爵手里,1887年朗斯代尔收藏拍卖时,费迪南德·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买下了它,挂在他伦敦皮卡迪利大街的宅邸里。1898年费迪南德去世后,这幅画去了维也纳,归他的兄弟纳撒尼尔所有,它的旧画框则留在了英国的沃德斯登。肖像又从纳撒尼尔传到阿尔方斯手中。战后,它被归还给1942年丧夫的克拉丽斯·罗斯柴尔德,她把画带到了美国。这幅画经纽约的维尔登斯坦画廊售出,1971年由巴伐利亚抵押与汇兑银行买下,此后一直长期借给老绘画陈列馆。这家银行如今叫裕宝联合银行,隶属于联合信贷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