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1年，普鲁士政府从一位住在柏林的英国商人手里一次买下了约三千幅画，同时得到了凡·艾克《根特祭坛画》几乎全部的侧翼。祭坛画的中央部分始终留在根特的圣巴夫大教堂。1920年，德国按照《凡尔赛条约》把这些侧翼交给了比利时。
普鲁士国王没有留下像德累斯顿的萨克森选帝侯那样的收藏，1830年在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设计的老博物馆里开放的画廊，是用买来的收藏和王宫里的画拼起来的。约1200幅画按画派悬挂，排成一部绘画史。此后，博物馆在别人的拍卖会上成批买下整份收藏，1945年失去了约585件作品，将近半个世纪被分在西柏林和东柏林两处，直到1998年6月12日才在文化广场的新馆里重新合在一起。
博物馆诞生之前（1755年至1815年）
1. 科雷乔《丽达与天鹅》，约1530年至1532年
法国摄政王之子奥尔良的路易年纪越大越虔诚，最后竟拿起刀，把家族收藏里科雷乔的《丽达》割坏了。他毁掉了丽达的头部，画布裂成了三块。科雷乔是为曼托瓦公爵费德里科二世·贡扎加画的这幅画，它属于描绘朱庇特风流韵事的一组画，后来在欧洲辗转多年，1721年被摄政王奥尔良的菲利普买进了自己的收藏。
1753年，巴黎收藏家帕基耶买下这幅割坏的画布，请画家德利安补画了一个新的头部。两年后帕基耶的收藏拍卖，腓特烈大帝的代理人花21060里弗尔买下这幅画，丽达就此去了波茨坦的宫殿。1806年，拿破仑把它运到巴黎，普吕东在那里重画了头部。拿破仑垮台后，画回到普鲁士，1829年至1830年从宫中移交给新建的博物馆，1834年至1835年，柏林的修复师雅各布·施莱辛格又一次重画了丽达的头。
丽达裸身坐在低矮多石的岸边，身下垫着浅紫色的布。天鹅站在她两腿之间，脖子贴着她的胸口向上伸，喙碰到她左肩旁的颈根。左边岸上，长着翅膀的小爱神在弹里拉琴，下角两个胖乎乎的小天使里，有一个在吹一支弯弯的长号角。右边岩石后面，一位披蓝头巾的老妇人望着丽达，一个穿红衣的侍女举起白布，迎接从水里出来的同伴，紧靠画边，一个姑娘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身旁有一只天鹅，树梢上方，另一只天鹅正飞走。
丽达的头向左肩低垂，眼睛垂下，几乎合上，唇边带着淡淡的微笑，这一切都出自施莱辛格之手。博物馆说，他改变了那颗失去的头的模样，也削弱了科雷乔在这个场景里原有的情欲。
2. 卡拉瓦乔《胜利的爱神》，1601年至1602年
德国画家、传记作家约阿希姆·冯·桑德拉特在17世纪30年代住在罗马，为文森佐·朱斯蒂尼亚尼侯爵工作。他在1675年出版的书里写道，是他建议主人用一块深绿色的丝绸帘子遮住《爱神》，等客人把别的画都看完，最后才揭开给他们看，因为挂在它旁边，那个房间里另外120幅画都显得黯然失色。
卡拉瓦乔在1601年至1602年为朱斯蒂尼亚尼画了这幅画，此前不久，他刚刚凭罗马法兰西圣路易教堂康塔雷利礼拜堂里的几幅大画成名。
一个几乎与真人等大的男孩赤身站在近乎全黑的背景前，光线从左上方猛烈地照在他身上。他背后长着深褐色的鹰翼，右手握着两支箭，左腿抬起，膝盖抵在一条揉皱的白床单上。他直视观者，张着嘴大笑，左翼的翼尖搭在他抬起的大腿上。他脚下散落着鲁特琴、小提琴和琴弓、一本摊开的乐谱、角尺和圆规、月桂枝下一张写满字的纸、深色的盔甲，靠右边缘还有一顶金冠和一根权杖。床单下面露出一个缀着金星的蓝色球仪。博物馆把画名同维吉尔的诗句“爱征服一切”联系起来，把这幅画解读为尘世之爱对科学、艺术、荣誉和权力的嘲笑。
商人索利的收藏（1821年至1830年）
3. 彼得鲁斯·克里斯蒂斯《年轻女子像》，约1465年至1470年
1819年5月，诗人歌德的儿子奥古斯特·冯·歌德到爱德华·索利在柏林威廉街的宅子里做客，数出那里有八九千幅画，其实大约只有三千幅。挂出来的不过四百幅，其余的放在三四十个房间、厨房和马车房里，用他的话说，人在里面简直会彻底迷失方向。
索利是英国人，靠波罗的海的粮食和木材生意发了财，1813年起住在柏林，五年里收集了三千多幅画。他买14、15世纪的意大利大师和早期尼德兰画家的作品，乔托、波提切利、扬·凡·艾克，而在那些年里，很少有人对这些画派感兴趣。1821年，经过漫长的谈判，普鲁士政府把这批收藏整个买了下来，其中约677幅画成了日后画廊的基础。
小画板上的姑娘身子向左转成四分之三侧面，直视观者。她戴着一顶高高的黑天鹅绒帽，形状像截去尖顶的圆锥，下巴底下绕过一条同样料子的黑带，帽檐靠近发际的地方镶着一条缀小珍珠的窄饰带。她的一双褐色眼睛长得不太对称。深蓝色的衣裙配着宽大的白色毛皮领，领口用一块黑色衬布遮住，衬布上缘别着一枚镀金别针，固定着一层透明的薄纱。她颈上戴着三串深色链节的项链，间以金饰和珍珠，身后只是一堵平整的墙，上部灰褐色，下部镶着深色的木板。博物馆说，这是彼得鲁斯·克里斯蒂斯唯一一幅已知的女性肖像。
这幅肖像来到柏林时，还带着写有文字的旧画框。1825年，年轻学者古斯塔夫·瓦根，也就是后来画廊的第一任馆长，把画框上的落款记为“Opus Petri Christophori”，意思是“彼得·克里斯托弗里的作品”，从那时起，这幅肖像的作者归属就一直靠这条记录支撑。他还报告说，画框上称画中人是著名的塔尔博特的侄女，这位塔尔博特就是第一代什鲁斯伯里伯爵。历史学家洛恩·坎贝尔和乔尔·厄普顿推测，瓦根把拉丁文nepos译成了“侄女”，可这个词也有“孙女”的意思，那样的话，姑娘可能是塔尔博特的孙女，1468年来到布鲁日参加大胆查理和约克的玛格丽特的婚礼。博物馆倾向于这种说法，虽然它拿不出证据。
1833年发表这幅肖像的艺术史家帕萨万特指出，画框已经遗失。按厄普顿的推算，画框是在1825年至1833年之间不见的，那时肖像已经属于博物馆。
4. 小汉斯·荷尔拜因《商人格奥尔格·吉斯泽肖像》，1532年
画板上方正中，一张纸条用红蜡粘在墙上，上面是一首拉丁文双行诗，大意是：你看到的这幅像再现了格奥尔格的容貌，他的眼睛如此生动，他的面颊正是这样。下面还写着时年34岁，主历1532年。荷尔拜因把对画像逼真的称赞直接写进了肖像里。
格奥尔格·吉斯泽是但泽的商人，1519年被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封为贵族，1522年起住在伦敦的“钢院”，那是汉萨商人在泰晤士河岸边用围墙圈起来的商站。1532年荷尔拜因回到伦敦，最早请他画像的就是这个商站里的德意志商人。博物馆认为，吉斯泽订这幅肖像，是想在结婚前把它寄回但泽的家里，花瓶里的康乃馨很可能暗指订婚。
他站在一张铺着红、黑、白三色地毯的桌子后面，头戴黑色贝雷帽，宽大的黑斗篷下露出闪亮的玫瑰红丝绸袖子，双手拿着一封封口已经撕开的信。信上的地址里能认出低地德语“to lunden”和“broder to handen”，意思是“寄往伦敦”和“交兄弟亲收”。桌上摆着插康乃馨的玻璃花瓶、鼓形的镀金座钟、一个锡制文具架，架上有金币、墨水瓶和羽毛笔，还放着剪刀、印章和一本扎着皮带的书。墙上和架子上挂着称硬币的小天平、拴在长链上的印章和一串钥匙，盖着红色火漆印的信塞在木条后面。左边墙上用白字写着他的座右铭“Nulla sine merore voluptas”，意思是“没有不带忧伤的欢乐”，下面是“G. Gysze”。
这幅肖像来到柏林，走的也是割坏《丽达》的那个奥尔良收藏的路。到1727年，它已经归奥尔良公爵家族所有，大革命之后，公爵家的画在1792年至1793年拿到伦敦出售，这幅以“吉塞特肖像”为名的画以60几尼卖给了巴塞尔的版画家兼画商克里斯蒂安·冯·梅歇尔。后来索利买下了它，1821年，它随索利的收藏进入了画廊。
1923年2月1日发行的面值10万马克的帝国银行钞票上，印着一枚吉斯泽头像的圆形图案，是雕版师古斯塔夫·艾勒斯照着这幅画刻的。
5. 桑德罗·波提切利及其作坊《维纳斯》，约1490年
1490年前后，波提切利在佛罗伦萨有一个很大的作坊，专门重复主人那些受欢迎的构图，圣母像和圆形画，因为这些画有人要买。博物馆认为，这幅维纳斯也是这样来的。她的形象取自如今藏在乌菲齐美术馆的《维纳斯的诞生》，单独画在画布上，没有大海、贝壳和风神。已知这样的版本有三幅，分别在柏林、都灵的萨包达美术馆和瑞士的一个私人收藏里。柏林认为自己这幅最好，都灵对自己那幅也是这么说的，而柏林给出的作者是“波提切利及其作坊”。2016年夏天，1821年随索利收藏来到画廊的柏林维纳斯被运到都灵，与都灵的那幅并排挂在一起，好把两个版本放在一处比较。
博物馆写道，这里的女神被剥离了她的故事，自古代以来，女性裸体第一次单凭本身的感官魅力就被认为值得入画。维纳斯全身站在平涂的黑色背景前，脚下是一道窄窄的灰色石台，摆出古代雕像中常见的“贞洁的维纳斯”姿势。她右手遮着胸，左手把一大绺头发按在下腹前。她的头微微侧倾，浅褐色的眼睛望着观者。金棕色的长发在身体两侧波浪般垂到大腿，一缕缕发丝用细细的金色笔触画出，在光下闪闪发亮。在这一大片头发里，很容易漏看两条细细的小辫，从两鬓垂到胸前。
6.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青春之泉》，1546年
老妇人们被用各种办法送往浴池。在画板左边三分之一的地方，有的坐着马车来，有的坐在骑马人身后被驮来，有的被人从马上扶下来，有的躺在担架上被抬来，有的趴在一个大胡子男人背上，左下角还有一位，被一个穿红衣的男人用独轮车推着走。池边，一个穿红色长袍、腋下夹着书、戴着眼镜的人俯身靠近一位裸身的老妇，手搭凉棚打量着她。博物馆称他为医生，说他正向这位病人投去最后一道毫无希望的目光。
在灰色的石砌浴池里，左边的女人白发苍苍，皮肉松弛，随着她们向右蹚过池水，就变得年轻了，有了长长的金发和红发。水里只有女人。喷泉的石柱顶上立着一尊小小的裸体维纳斯，带着丘比特，所以博物馆指出，青春之泉同时也是爱之泉，至于男人，同样按博物馆的说法，让他们恢复青春的，也许是年轻女士的陪伴。右边，一个穿浅色开衩服装的廷臣伸手扶一位出水的女子，另一位正走进红色帐篷，她将在那里穿上衣服，再往上，树下有鼓手和吹笛人在奏乐，几对男女在跳舞，还摆好了一桌宴席。正下方浴池边缘的下面，有一条极小的带翅膀的蛇，那是克拉纳赫作坊的签名，旁边是年份1546。
19世纪初，这幅画属于普鲁士国王，画板背面能看到用白粉笔写的编号，还有一个黑色印戳，盖着王宫的印记“I. 659”。1829年至1830年，它从宫中移交给新建的博物馆，是画廊从国王手里继承的少数几幅名画之一。
博物馆认为这是老克拉纳赫的作品，不过在20世纪，不止一次有人把它归到他的儿子小卢卡斯·克拉纳赫名下，到16世纪40年代，小克拉纳赫已经成了父亲的合伙人。1937年的柏林展览和1974年的巴塞尔展览都是这样标注的。艺术史学者哈特劳布1943年为这幅画出了一本小书，当作老克拉纳赫的作品来写，1958年又出了第二本，署的却已是小克拉纳赫的名字。
在别人的拍卖会上（1850年至1874年）
7. 罗希尔·范德魏登《米拉弗洛雷斯祭坛画》，1445年以前
1445年，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把一座由三块画板组成的小祭坛画赠给了布尔戈斯附近的米拉弗洛雷斯加尔都西会修道院。修道院关于这座祭坛画的记录，只是通过一份抄本才流传下来，那是安东尼奥·庞斯1783年在他的《西班牙之旅》里发表的，记录用拉丁文写道，祭坛画出自伟大而著名的弗拉芒人罗赫尔大师之手。卡斯蒂利亚人所说的罗赫尔，就是布鲁塞尔的城市画家罗希尔·范德魏登。
三块画板大小相同，顶部呈圆拱形，每个场景都框在一道拱门里，拱门画成暖褐色的雕花门廊，上面饰有灰色的小型群像雕塑。每道拱门上方都飞着一位天使，拿着金冠和写有文字的飘带，博物馆解释说，飘带上写的是三种美德，玛利亚因这三种美德获得三顶冠冕。左边是耶稣诞生，披淡蓝色斗篷的玛利亚跪在圣婴面前，右边的约瑟双手搭在手杖上打盹。中间，身穿鲜红衣服的玛利亚把死去的基督抱在膝上，脸颊贴着他的头。右边，复活的基督披着红斗篷，向穿深蓝衣服的母亲显现，他身后高高的窗户里，能看到画得极小的同一个基督从墓中走出，旁边是一位天使和熟睡的守卫。玛利亚斗篷的镶边上有一行金色字母，博物馆从中认出了《圣母颂》的词句。
这座祭坛画在米拉弗洛雷斯一直待到19世纪初，在拿破仑时代离开了西班牙，是怎样离开的，历史学家至今没有查明。后来它归荷兰国王威廉二世所有，1842年，画家赫伊布·范霍弗画过一幅描绘海牙王宫哥特式大厅的水彩，祭坛画在其中只占极小的一点。威廉二世1849年去世时债台高筑，其中一笔是以画作为抵押，向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借的100万荷兰盾，1850年8月，他的收藏被拍卖。柏林就是在那次拍卖会上买下这座祭坛画的。
1853年，还是那位帕萨万特，宣布柏林的画板是一件旧摹本，1908年，西班牙历史学家戈麦斯-莫雷诺发表了格拉纳达王家礼拜堂里一座同样的祭坛画，称那一座才是原作。此后大约七十年，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他的看法。1981年，红外摄影在柏林的画板上发现了作画过程中做的大幅改动，树木年代学又表明，这些画板早在15世纪30年代就可能已经画成，而第二座祭坛画用的木材，砍伐时间不会早于15世纪的最后几年。从那以后，柏林的祭坛画重新归到了罗希尔名下。
格拉纳达的祭坛画如今被认为是一件精确的摹本，是胡安二世的女儿天主教女王伊莎贝拉在15世纪90年代订制的。它的两块画板留在了格拉纳达，第三块后来进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8. 扬·凡·艾克《教堂中的圣母》，约1437年至1440年
巴托尔德·苏尔蒙特生于乌得勒支，年轻时在比利时瑟兰实业家约翰·科克里尔的工厂里当秘书，后来定居亚琛，拥有煤矿、锌矿和铅矿，一家炼钢厂，还持有一家银行的股份。从19世纪50年代初起，他开始收藏绘画，最多的是17世纪的荷兰画。1873年交易所崩盘期间，他投了钱的那家银行无力偿债，苏尔蒙特决定卖掉他的古代大师作品。1873年至1874年冬天，他把大部分画拿到布鲁塞尔展出，第二年春天，柏林画廊馆长尤利乌斯·迈尔和他的助手威廉·冯·博德就在那里同他开始了谈判。博德后来当上了画廊馆长，1905年至1920年还担任柏林各博物馆的总馆长，当时他坚持要把这批收藏整个买下。1874年，柏林买下了苏尔蒙特的两百多幅画，1875年3月10日向公众展出。
画板顶部呈圆拱形，高度和一页练习本差不多，宽度只有它的一半，里面却装下了一整座哥特式大教堂。圣母戴着一顶镶有蓝色和红色宝石的高高金冠，站在中殿正中，对这座建筑来说她显得太大了，她身穿红衣，外罩宽大的蓝绿色斗篷。她臂弯里的圣婴双手抓着她衣裙上绣花的领口。她身后是一道石砌的圣坛屏，屏上的壁龛里，祭台上两支点燃的蜡烛之间立着一尊小小的镀金圣母子像，博物馆指出，这尊像重复了它前面那位活生生的圣母。屏的门洞里，两位天使正照着书唱歌。红衣下摆贴近地面的地方有一行金色字母，其中能清楚地读出“SOL”。她裙子右边的地砖上落着两块明亮的阳光。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指出，按教堂通常的朝向，照到这里的光来自北面，所以他认为这道光有象征意义，博物馆也随他写道，这是一种既不随太阳也不随星辰的永恒之光。
研究凡·艾克的历史学家伊丽莎白·达嫩斯写道，1877年这块画板被盗，几天后找回时，原来的画框已经没有了。那个画成石头模样的画框再也没有找到，上面的铭文只是靠旧时的记录才为人所知。画框上写着“Mater hec est filia, pater hic est natus, quis audivit talia, Deus homo natus”，意思是“这位母亲是女儿，这位父亲是被生的，谁听说过这样的事，上帝生而为人”，下方写着“Flos florum appellaris”，意思是“你被称为花中之花”。
9. 弗兰斯·哈尔斯《马勒·巴贝》，约1633年至1635年
17世纪的哈勒姆人都知道一个叫马勒·巴贝的女人，这个名字来自“malle”，意思是疯癫，和“Babbe”，芭芭拉的昵称。2013年，哈勒姆精神病学博物馆“多尔赫伊斯”的弗洛里斯·米尔德在档案里找到了她的真名芭芭拉·克拉斯，还查明她在1646年被送进了城里的济贫院，那里同时是疯人收容所、养老院、监狱和教养所。她在那里住了大约十五年，1663年去世。
哈尔斯画她是在那之前。博物馆把这幅画定在1633年至1635年，近来的一项研究把年代推到17世纪40年代初，无论按哪种断代，这幅肖像都画于芭芭拉·克拉斯被关起来以前。
她侧身朝右坐着，却猛地扭过头，越过肩膀望向另一边，张大嘴哈哈大笑，露出上排牙齿，两颊通红，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哈尔斯用黄、粉、灰把脸塑造得很结实，白色的便帽和凌乱的衣领用快速的之字形笔触几笔带过，衣裙和背景则用宽阔而松散的笔触画成，有些地方透出了底色。左下角立着一只高高的锡酒壶，壶盖掀开着，她的肩上，在观者看来的右边，蹲着一只浅褐色的猫头鹰，直直地望着我们。博物馆用荷兰俗语“醉得像猫头鹰”来解释这只猫头鹰。从前，人们把猫头鹰看作女巫的伙伴，这幅画也长期被称为《哈勒姆女巫》。
1869年，这幅画属于苏尔蒙特，他把它借给慕尼黑的国际展览会，居斯塔夫·库尔贝在那里临摹了它。这幅摹本如今藏在汉堡美术馆。1874年，柏林随苏尔蒙特的收藏买下了《马勒·巴贝》（关于这次购买，见《教堂中的圣母》一节）。
哈尔斯画完这幅画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和大女儿也被送进了哈勒姆的这同一所济贫院。
博物馆从世家和英国豪门购画（1884年至1918年）
10.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希罗尼穆斯·霍尔茨舒尔像》，1526年
肖像装在一个带推拉盖板的画框里，盖板在深色的内框和浅色的外框之间的槽里滑动，盖板推上时，脸就看不见了。黑色盖板上方用金色罗马数字写着年份MDXXVI，下面一圈深色叶子编成的花环里，两面金色盾牌在同一顶头盔下相互倾靠。左边的盾牌上是一只带两个鞋跟的黑色木底鞋，这是霍尔茨舒尔家族的纹章，这个姓的意思就是“木鞋”。右边的盾牌上是一根缠着蛇的黑柱子，这是霍尔茨舒尔妻子的娘家明策尔家族的纹章。头盔上方升起一个黑人的半身像，穿着红袍，戴着一顶带金边的高高的红帽子。
盖板下面，硕大的头部几乎占满了整块画板。霍尔茨舒尔的头转向左边，灰绿色的眼睛却猛地斜向右边，目光从侧面投来，带着戒备。他的脸色红润而厚重，两眉之间有一道短短的竖纹，花白的浅色卷发垂到耳边，每一绺都用一道细细的浅色线圈画出。他灰白的胡子卷得那么密，像是用细铁丝编成的。蓝绿色背景的左上方用金字写着名字、年份1526和年龄57岁，右边是丢勒的花押。
希罗尼穆斯·霍尔茨舒尔是纽伦堡的贵族，当过市长，1514年起是城市七位执政官之一，博物馆说丢勒是他的朋友。丢勒画这幅肖像时，离他自己去世只有两年。
这个家族把肖像留在家里三百五十多年。1651年，正是那位建议朱斯蒂尼亚尼用帘子遮住《爱神》的桑德拉特，据他自己说，曾想从霍尔茨舒尔家买下这幅画，却遭到了拒绝，他在1675年的书里写道，纽伦堡人展示这幅画时，看的人都大为惊叹。1812年前后，收藏家苏尔皮茨·布瓦塞雷认定这幅肖像是赝品，因为他觉得丢勒的手法在画里堆得太密了，他写信告诉兄弟，这是一个头等骗子的手笔。后来的文献证实了作者正是丢勒。1884年，柏林从霍尔茨舒尔家族手里买下了这幅肖像，连同盖板和画框。
博物馆认为，这块画板保存得格外好，是因为一直有盖板盖着。
11. 伦勃朗《门诺派传道人科内利斯·安斯洛和他的妻子》，1641年
1641年，伦勃朗是阿姆斯特丹最抢手的肖像画家之一，他为富有的布商、门诺派传道人科内利斯·安斯洛和他的妻子阿尔切·斯考滕画了这幅双人像。宽幅画布的左半边是一张桌子，铺着金黄色的布和带长流苏的红褐色地毯。桌上的读经架上立着一本打开的巨大的书，那是全画最亮的地方，书前面躺着另一本，书页卷了角，后面是一个烛台，插着一支白蜡烛，托盘上放着剪烛花的剪子。安斯洛戴着高高的黑帽子，穿着宽毛皮衬里的斗篷，转身朝向妻子，嘴微微张开，左手掌心向上伸向她，食指略略抬起。博物馆说，这个手势是整个构图的中心。妻子侧身坐在右边，戴着蕾丝便帽和宽大的平领，望着他的手和脸，膝上握着一块揉皱的白手帕。两个人都没有看观者。
同一年，伦勃朗还做了一幅安斯洛的蚀刻肖像，诗人约斯特·范登冯德尔为这位传道人的肖像写了一首四行诗。历史学家米希尔·弗兰肯说，从诗里看不出写的是蚀刻还是油画。冯德尔在诗里对画家说，伦勃朗该画出科内利斯的声音，因为他身上看得见的部分最不要紧，看不见的部分只有靠耳朵才能认识，谁想看见安斯洛，就得听他说话。人们常把这幅画看作伦勃朗对这个挑战的回答。
1894年，博德在伦敦从阿什伯纳姆勋爵手里为柏林买下这幅画，一年后在普鲁士博物馆的年鉴上发表了它。在博物馆的购藏报告里，它登记为《科内利斯·安斯洛安慰寡妇》，在英国，人们知道的就是这个名字。
12. 耶罗尼米斯·博斯《拔摩岛上的圣约翰》，15世纪90年代初
耶罗尼米斯·博斯的姓取自他的家乡斯海尔托亨博斯，1487年至1488年，他成为显赫圣母兄弟会核心圈子里的宣誓兄弟，这个兄弟会在城里的圣约翰教堂有自己的祭坛。这块画板很可能是博斯为那座祭坛画的两扇外侧小翼板之一，另一扇《沉思的施洗者约翰》藏在马德里的拉萨罗·加尔迪亚诺博物馆。兄弟会的账目在别处都记得很详细，却没有付钱给博斯的记录。右下角的签名“Jheronimus”被研究者认为是博斯已知最早的签名，树木年代学则表明，这块画板不可能早于1491年画成。
约翰很年轻，留着长长的红褐色头发，披着一件宽大的粉色斗篷，坐在小山上，膝头摊着一本书，手里举着笔，抬头向上望。那里淡淡的太阳圆盘中坐着圣母子，圣母头戴星冠，下面是一弯细细的新月。约翰身后的山顶上站着一位天使，通身白蓝两色，翅膀上布满深色的“眼斑”，好像孔雀的羽毛。左下方，博斯用一只隼代替了约翰的鹰，隼正盯着扔在地上的墨水瓶和笔盒。右下角坐着一个魔鬼，长着一张苍白的老人脸，戴着圆眼镜，头顶一个燃烧的球，圆滚滚的身子被一支箭射穿，还拖着一条蜥蜴尾巴。博物馆写道，魔鬼想偷走约翰的书写用具，隼在一旁看守。小山后面流过一条宽阔的河，河上一艘船在燃烧，旁边一条小船翻了，岬角上的一根杆子顶上立着一个小小的轮子，博物馆说那是行刑用的车轮。
画板背面也有画。黑色背景上是一个浅色的圆盘，几乎全用褐色调的单色画法画成，中央还有一个较小的明亮圆圈，两者合在一起像一只眼睛。中心陡峭的岩石上，一只鹈鹕在雏鸟上方张开翅膀，博物馆描述说，它正用喙啄开自己的胸膛，用血喂养雏鸟。周围的环带上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着耶稣受难的场景，从园中祈祷到安葬，圆盘外的黑色区域里隐约可见一些魔鬼。
1907年，柏林从伦敦的艺术品商人手里买下了这块画板。马德里的那扇翼板后来四边都被裁过，又被刨薄，背面用木格加固，背面的画也就没有了。
13. 雨果·凡·德·古斯《三王来朝》（蒙福尔特祭坛画），约1470年至1475年
1890年，德国艺术史家卡尔·尤斯蒂在加利西亚的小城蒙福尔特-德莱莫斯发现了一块早期尼德兰的大画板，谁也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画板立在一所学院的教堂里，这所学院是罗德里戈·德·卡斯特罗枢机主教在1593年创办的，1873年起由皮亚里斯特会的修士管理。画板在16世纪经由不明的途径来到西班牙。
1910年，学院在赞助人阿尔巴公爵的同意下，在马德里拿出画板竞卖，柏林各博物馆的代理人中了标。出口拖了三年。西班牙人发起募捐，想把画留在国内，画家索罗利亚为此捐了一千比塞塔，可是1913年9月，这次出售还是被认定为合法。柏林付了大约一百万马克，画廊策展人施特凡·肯珀迪克称，这是柏林的收藏为单独一幅画付过的最高价钱。1913年圣诞节，画板运抵柏林，1914年1月2日首次向公众展出。
雨果·凡·德·古斯是根特的画家，15世纪70年代中期，正当事业顶峰之时，他进了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座修道院。没有留下任何把这块画板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的文献，人们是根据风格把它归于他的。据说，艺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认为，对雨果来说，这幅画的年代太晚了。
左边，年老的约瑟穿着玫瑰红的衣服跪着，把一顶褐色帽子按在胸前，他旁边坐着披深蓝斗篷的玛利亚，她膝上赤裸的圣婴伸手去够最年长的那位国王。这位国王侧身跪着，双手合十，披着一件巨大的红斗篷，他面前的地上放着他那顶带金冠的毛皮帽子，一块石头上放着一只金器。右边是第二位国王，戴着带王冠的红色贝雷帽，靠右边缘站着黑皮肤的国王，穿绿袍，披红金两色的斗篷，高举着一只金杯。木栅栏后面有看热闹的人探头张望，墙上的破口里能看到洒满阳光的山坡上的牧羊人，左上方的窗台上放着一只彩绘水罐和一只插着木勺的陶碗，画的下缘长着蓝色的鸢尾和紫色的耧斗菜。
这座祭坛画的两翼在它来到蒙福尔特以前就已经遗失。1666年，西班牙式的祭坛屏上方加装了一个小框，里面是一幅圣方济各·博尔贾的画像，雨果画板中间向上凸起的部分被锯掉，与这个画框齐平。
14. 老彼得·勃鲁盖尔《尼德兰谚语》，1559年
画面中央偏左，一个穿红衣裙的年轻女人把一件青蓝色带兜帽的斗篷披到一个驼背老头身上，这是整个村子里最鲜亮的一块颜色。给丈夫披上蓝斗篷，意思是欺骗他，在安特卫普，这个题材被称为“蓝斗篷”。弗兰斯·霍根贝格1558年的一幅版画就是这样题名的，画面中央站着的正是同样的一对人。一年后，勃鲁盖尔在一块画板上汇集了一百多条谚语，这是博物馆的统计，并把它们安排在一个从高处俯瞰的村庄里，左边是一座陡屋顶的酒馆，中间是一座覆着青绿色瓦片的亭子，上方是砖塔和桥，右边是大海和一艘帆船。
酒馆墙上的支架上倒挂着一个蓝色的球，十字朝下，这是颠倒世界的标志，博物馆认为它是解读整幅画的钥匙。酒馆的屋顶用一个个圆馅饼代替瓦片铺成。左下角，一个穿红衣的女人用膝盖抵着垫子，正在捆绑一个长角的小黑魔鬼，稍右一点，一个穿白衬衫、系着护胸的人一头撞向砖墙，同一面墙边，一个披甲的骑士在给猫挂铃铛。再往下，一个人在剪羊毛，另一个在剪猪毛，下方正中有人在填一口井，一头小牛已经淹死在井里，再往右的草棚里，一个修士在给坐着的基督系上亚麻做的胡子。塔顶上，一个穿红衣的人把一件黑斗篷挂出去随风飘。右下角，一个人趴在一块木板上，从一块面包伸手却够不着另一块面包，意思是收支无法相抵，那里还用浅色字母写着“BRVEGEL 1559”。
1914年，博德还在担任柏林各博物馆总馆长的时候，博物馆从一位英国物主手里买下了这块画板。
15. 提香《维纳斯与风琴演奏者》，约1550年至1552年
卡尔·莫尔是维也纳的画家，维也纳分离派的创始人之一，1904年起任米特克画廊的艺术总监，后来做起古代大师作品的买卖，客户都是富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香的《维纳斯与风琴演奏者》经他之手来到柏林，买下它的正是威廉·冯·博德本人，为的是1904年开馆、如今叫作博德博物馆的凯撒·腓特烈博物馆。博物馆写道，这幅画和纽约的《维纳斯与鲁特琴手》有着共同的收藏经历，两幅都曾属于罗马的皮奥·迪萨沃亚亲王家族。
提香不止一次为不同的订画人、在作坊的协助下画斜躺的维纳斯和乐师，博物馆把柏林这一版归入他1550年至1551年第二次前往奥格斯堡查理五世皇帝宫廷之后画的作品。维纳斯全身躺在深红色的天鹅绒上，从画布中间一直伸展到右边缘，胯上搭着一层透明的薄纱，戴着珍珠耳环，胸前挂着一条细金链，两只手臂都戴着手镯。左边的管风琴手是个穿深红天鹅绒短上衣的年轻人，背对我们坐在凳子上，扭过身子去看她，扭得那么厉害，他的手和琴键都看不见了。她赤着的右脚抵在他的大腿上。在她肩后，丘比特把脸贴在她的脸颊上，一只手放在她胸前，她的目光却向左下方滑去，避开了丘比特。右下角，一只毛茸茸的白色小狗张着嘴望着观者，左上角银色的管风琴管闪闪发亮，矮墙外绵延着褐色的山丘，一匹白马在山间拉着一辆小小的车。
历史学家查尔斯·霍普认为柏林这幅是作坊的弱作，博物馆的回应是指出画面的质量，以及管风琴手形象上画家本人修改的痕迹。
普拉多博物馆藏有这一构图的两个版本，画中的管风琴手都在演奏，其中一幅有小狗而没有丘比特，另一幅有丘比特而没有小狗。柏林这幅既有丘比特，也有小狗。
1945年春天
16. 约翰内斯·维米尔《戴珍珠项链的女子》，约1663年至1665年
1945年11月6日，威斯巴登中央收集点的负责人、美军上尉沃尔特·法默接到命令，要把柏林各博物馆的202幅画打包，以代为保管的名义运往美国。1945年春天，画廊的小幅画作被运出柏林，存进矿井，其中有图林根默克斯的凯泽罗达钾盐矿，4月，美国第三集团军在那里发现了它们，又从那里把它们运到了威斯巴登。美军负责保护古迹的军官们提出了抗议，这份抗议书被称为《威斯巴登宣言》。宣言中说，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搬走任何一个民族的一部分遗产，都会留下比其他任何历史积怨更久的伤痛。
维米尔就在这202幅画中。画面左边是一片深暗的形体，一只带盖的高大黑蓝色花瓶、一张桌子和桌上堆着的深蓝色布，右边是一位侧身的年轻女子，两者之间是一片空白的浅色墙面，被左上角窗户透进的光照亮。珍珠项链已经戴在她颈上，她在喉咙的高度捏着两根黄丝带的末端，一根在下巴旁，另一根在举起的手里，向左望着窗户和一面深色框的小镜子，镜子几乎只露出侧边。她穿着一件黄色缎子短外套，镶着点缀黑色白鼬尾尖的白毛皮边，戴着珍珠耳环，头发上系着红色的蝴蝶结。19世纪时，这幅画属于让公众重新认识维米尔的评论家泰奥菲勒·托雷-布格尔，后来归苏尔蒙特所有，1874年随他的收藏来到柏林（关于这次购买，见《教堂中的圣母》一节）。
1945年12月6日，载着这批画的船驶过自由女神像，此后两年多，它们一直存放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库房里。1948年春天，美术馆把它们展示给公众，四十天里参观者将近96.5万人。随后，这些画又到美国另外13座城市巡展，总共约有250万人看过，1949年回到了威斯巴登。此后，维米尔还先后参加了1950年阿姆斯特丹和1951年巴黎的展览，直到1956年才回到西柏林。
17. 彼得·保罗·鲁本斯《基督将钥匙交给圣彼得》，约1613年至1615年
彼得·勃鲁盖尔1569年葬在布鲁塞尔的小教堂圣母教堂，大约1613年至1615年，他的儿子、鲁本斯的好友老扬·勃鲁盖尔为父母在那里的墓碑向鲁本斯订了一幅画。圣彼得是彼得·勃鲁盖尔的主保圣人，于是鲁本斯画了基督把钥匙交给彼得的场景。
左边站着基督，袒露着上身，头周围放出细细的金色光芒，鲜红的斗篷从他远侧的肩上以大褶垂下，一直垂到画板底部。他一只手高高举起，掌心向前，另一只手向下递出两把钥匙，一金一银。年老的彼得秃顶白须，披着厚重的金黄色斗篷，向他俯下身，用伸出的手掌托住钥匙环接过钥匙。彼得身后紧挨着四位使徒的头，其中一位白胡子老人睁大眼睛直视观者。
1765年，教堂理事会把这块画板卖到了阿姆斯特丹，条件是买主要自费为墓碑订制一件摹本。这幅画几经易手，20世纪落到了慕尼黑收藏家马尔采尔·冯·内梅什手里，内梅什1930年去世时负债累累。之后，它存放在德累斯顿银行，属于银行作为贷款抵押品持有的那批艺术品。1935年8月15日，普鲁士以750万帝国马克从银行买下了约4400件作品，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称这笔交易是纳粹时期最大的一宗艺术品交易。
1945年5月，柏林的十幅鲁本斯在弗里德里希斯海恩的防空塔里被烧毁。战后，大约三分之二的收藏到了西边，在西柏林的达勒姆区展出。其余部分由苏联一直留到1958年，1958年秋天，约两百幅画被归还给东柏林，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博德博物馆展出。鲁本斯的这块画板属于东边那部分。1998年6月12日，两部分收藏在建筑师希尔默和扎特勒设计的文化广场新馆里重新汇合，画廊前馆长扬·克尔希回忆说，来自博德博物馆的大幅画作，多少弥补了恰恰在大尺幅作品上的战争损失。
克尔希提到其中有克拉纳赫的《最后的审判》、帕里斯·博尔多内的《宝座上的圣母》、鲁本斯的这块画板，以及庚斯博罗那幅与真人等大的约翰·威尔金森肖像。
18. 让-安托万·华托《舞蹈》（《伊里斯》），约1718年至1721年
1941年10月14日，前皇储威廉写信说，他很高兴按90万帝国马克的估价把一幅华托的画交给元首。四个月前，他的父亲、流亡在荷兰多伦的前皇帝威廉二世去世了，原本也在多伦的这幅画传给了儿子。谈判由德累斯顿画廊馆长、希特勒林茨博物馆的特别全权代表汉斯·波塞主持，中间人是柏林画商卡尔·哈伯斯托克，1941年12月，霍亨索伦家族的财产管理处批准了这笔交易。据波塞的日记，1942年2月13日，这幅画晚了十二个小时运抵德累斯顿中央火车站。
在那之前，《舞蹈》属于霍亨索伦家族已有一个半世纪以上。根据如今管理这幅画的联邦机构的记录，它是1766年在阿姆斯特丹为腓特烈大帝买下的，当时收藏家赫里特·布拉姆坎普正在出售一部分藏品，而关于它的第一条可靠记载，见于腓特烈的弟弟亨利亲王1802年的遗产清单。1918年以后，这幅画仍留在这个家族手里。
右边开阔的草地上，小伊里斯独自站着，穿一件粉绿条纹的长裙，系着白围裙，高高的发髻上扎着黄色蝴蝶结，插着粉色的花，微微笑着望向观者。左边大树的阴影里坐着三个穿牧羊人衣服的孩子，一个穿红上衣的男孩拿着长长的牧杖，一个女孩望着伊里斯，还有一个穿淡紫灰色衣服的男孩在吹一支小笛子。他脚边睡着一只戴铜项圈的白狗，狗后面是一篮玫瑰，左下角的粉色布上放着一件带涡卷纹饰的银色物件和一支箭。博物馆把箭和玫瑰解读为爱情和心痛，也解读为一种暗示，这个女孩很快就会长大，告别孩童的游戏。“伊里斯”这个名字取自夏尔-尼古拉·科尚根据这幅画所刻版画下方的诗句，那几行诗就以她的名字开头。
买下之后，这幅画被送到慕尼黑，1944年疏散到奥地利的一座盐矿，1945年被美军找到，交给了慕尼黑的中央收集点。1960年，根据《基本法》第134条，它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财产，画廊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了它的永久使用权。联邦机构写道，可以排除这幅画是从受纳粹迫害的物主手中夺走的可能。
这幅画在柏林的库存编号是Mü.3644，沿用的正是它在慕尼黑收集点的编号。
19. 卡拉瓦乔《圣马太与天使》（第一版），1602年
艺术家传记作者贝洛里写这件事时，已经是事情过去七十年之后。据他说，法兰西圣路易教堂的神父们把这幅画从康塔雷利礼拜堂的祭坛上撤了下来，因为画中人物既不得体，也没有圣徒的样子，马太跷着腿坐着，粗鲁地把脚掌朝向众人。卡拉瓦乔为此十分绝望，于是文森佐·朱斯蒂尼亚尼侯爵把这幅画留给了自己，让他另画一幅。博物馆补充说，朱斯蒂尼亚尼是从神父们手里买下这幅画的，条件是卡拉瓦乔要画第二个版本。2017年，一组意大利研究者提出，这幅画根本就不是为礼拜堂准备的，朱斯蒂尼亚尼从一开始就是为自己的居室订的，因为它几乎是正方形，比第二版矮得多。
这幅画只在一张黑白照片上留了下来。年老秃顶的马太额头布满皱纹，留着深色的胡子，坐在一把折叠椅上，跷着腿，大腿上搁着一本打开的大书，抬起的那只脚的脚底正对着观者。一个卷发天使穿着贴身的白色薄衣，依偎在他肩旁，脸颊几乎碰到他的太阳穴，用自己的小手引导着他握笔的手。朝向观者的那一页上有四行希伯来字母，博物馆的解释是，据早期文献记载，马太是用希伯来语写他的福音书的。
1815年，这幅画随朱斯蒂尼亚尼收藏来到柏林。1945年春天，画廊的画被送往矿井时，约430幅大画布进不了竖井，留在了柏林弗里德里希斯海恩区的防空塔里，这幅比人还高的画布就在其中。1945年5月2日，防空塔交给了红军，5月里塔内发生了两次火灾，一次在5月6日，一次在5月14日至18日之间，两次都在柏林投降之后。博物馆写道，这幅画很可能是1945年5月在火控塔里被毁的，至于是哪一次火灾烧掉了它，火又是怎么起的，谁也没有查明。历史学家京特·韦尔穆施认为，塔里的画遭到了洗劫。在同一座塔里，看来还毁掉了朱斯蒂尼亚尼收藏中另外两幅卡拉瓦乔，《交际花像》和《橄榄山上的基督》，以及西尼奥雷利的《潘神的学园》。
照片是博物馆摄影师古斯塔夫·施瓦茨拍的，他从1925年到1944年用玻璃底片拍下了整个画廊，这些底片在凯撒·腓特烈博物馆里躲过了战火。2026年，博物馆重新翻拍了约430张这样的底片，马太的照片也收进了博物馆的在线藏品库。
博物馆把一幅画从伦勃朗名下撤下（1985年至1998年）
20. 伦勃朗圈子画家《戴金盔的男子》，约1650年至1660年
1985年11月，柏林画廊荷兰与佛兰德斯绘画部的主管扬·克尔希宣布，画廊最著名的那幅“伦勃朗”出自另一位画家之手。克尔希与1968年成立的伦勃朗研究项目合作，1986年，这一作者归属被正式撤销。克尔希说，这幅画并非伪作，它依然是了不起的大师级绘画。
1897年，凯撒·腓特烈博物馆协会在博德的倡议下，从伦敦的科尔纳吉公司把这幅画当作伦勃朗的作品买了下来，协会就是在那一年成立的。协会至今仍拥有这幅画，还有另外大约一百一十幅画，都交给画廊展出。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画的是伦勃朗的兄弟阿德里安，1948年至1949年，它正是以这个题名作为202幅画之一在美国巡展的，后来这个说法才被放弃。在西柏林的达勒姆，它成了德国最著名的“伦勃朗”。
高高的圆顶头盔带着尖脊和宽大下垂的盔檐，用厚厚的、浮雕般的颜料画成，从颜料里凸起一道道涡卷纹、一个带小小的有须面具的涡形饰板，以及沿盔沿的一排铆钉。头盔下的脸画得又薄又平滑，透过颜料能看到画布的纹理，眼睛低垂，几乎闭上，额头隐在盔檐的阴影里。光线从左上方同时照在头盔和脸上，然而头盔被照得亮得多。据《每日镜报》1998年的转述，1986年的研究文件把这种差别描述为头盔和脸仿佛是被两个不同的光源照亮的。文件还指出，头盔上的颜料比画面任何地方都厚，中子自显影则显示，底层只有寥寥几笔简单的笔触。
1998年，这幅画以“伦勃朗圈子”的署名搬进了文化广场的新馆，协会和博物馆继续把它展出。
《马勒·巴贝》和霍尔茨舒尔肖像的背面钉着一模一样的美国标签，上面有物主名称“Kaiser Friedrich Museum, Berlin”、画家姓名、画名，还有一行“National Gallery of Art”。在《马勒·巴贝》的标签上，这幅画被称作“Hille Bobbe”，这是它在19世纪时的名字。
